2017花現原圖側記──搶救巴里:臺大杜鵑花節系列活動

by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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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7/03/24

自去年(2016)起,原圖中心配合臺大杜鵑花節開始舉辦相關系列活動,為呼應「杜鵑花」這個主題,我們將活動定名為「花現原圖」,並設計一系列的任務關卡,讓參與的讀者能夠藉由一步步解開謎題,進而學習如何利用圖書館內的各項資源。今年度的活動命名為「花現原圖─搶救巴里」,故事靈感來自排灣族的神話傳說人物「紅眼巴里」。一位名叫巴里的人,天生有雙紅眼睛,後來不幸生病,需要協助,任務就從讀者想方設法醫治巴里展開。

content-2-1活動期間,許多讀者前來原圖中心完成任務:

◎新鄉國小:3月11日,臺大杜鵑花節開幕當天,新鄉國小合唱團穿著布農族的傳統服飾來到校園進行傳統歌謠的快閃表演,響亮的嗓音吸引許多民眾的目光。演唱完畢後,他們受邀前來原圖中心參訪,並一起完成搶救巴里的任務,在解題的過程中,孩子們的專注神情十分可愛!

content-2-1-2◎松江蒙特梭利幼兒園:幼兒園的Amy老師從網路上發現原圖中心的搶救巴里活動,向館員提出預約後,於3月14日上午,帶著一群小朋友們來訪原圖,由於這群孩子年齡尚在學齡前,便由解說館員帶著,在老師與館員從旁的協助指導下,將一道道的謎題慢慢解開,過程中,孩子們漸漸了解什麼是「索書號」,如何利用索書號找到想找的書?如何利用電腦檢索進一步找到資源?大家年紀雖小,填答卻毫不含糊,闖關完成的小朋友也都能安靜地坐著等待其他同學完成,相當乖巧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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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成功解救巴里的讀者,除了能拿到紀念明信片或紀念鉛筆等參加獎,還能獲得一次抽獎機會,活動獎品都是市面上找不到,由原圖中心特別設計的精美禮品(如圖)。另外,於活動結束(3/31)前幫原圖中心的粉絲團按個讚,並分享活動置頂貼文,可再得到特別獎的抽獎機會。而今年度花現原圖活動也即將結束了,若錯過這回,明年請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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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森林系演講: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實踐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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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7/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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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系館一樓林一教室

時間|2017年3月1日

文/林恬慈

2017年3月1日的臺大森林系專題討論課,盧道杰老師邀請了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副教授官大偉老師前來演講,主題為「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實踐與挑戰」。

2015年6月,《原基法》第21條修正,原住民族委員會(簡稱「原民會」)取得了訂定傳統領域劃設辦法的授權,並於2017年2月14日公佈「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辦法」,此舉引發了原住民族族群的不滿與抗議。參與過原民會傳統領域土地調查的官老師,在演講中向學生說明了臺灣原住民族土地的概念與現況,並解釋為何此次公佈的命令會引來這麼大的反彈。

官老師一開始首先提到的是墾殖國家(settler country)的難題。墾殖國家指的是國家在建立之前,土地上已經有在原居地生活已久的住民。身為外來者,這導致墾殖國家在建國後,必須面對、檢討與處理當初向原居民取得土地的倫理道德問題。擁有墾殖國家特質的臺灣,如何面對過去那段黑暗的歷史,妥善處理原住民族的土地權益,是非常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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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民會傳統領域調查成果報告內容(民95年)

現今原住民族土地可大致分為原住民保留地與傳統領域土地。其中原住民保留地是屬於私有地,判定標準根據的是日治時期調查所留下的條文,但關於涉及族人生活、祭祀、狩獵場域的傳統領域,則沒有明確的規範,目前朝向屬於原住民族「集體共有」的概念去界定。因此,從民國早期到最近的許多原住民族土地爭議事件,都再再顯示即使公家單位或私人機關願意承認傳統領域的存在,但部落卻不一定有資料去證明傳統領域的範圍,也沒有法規明確保障他們行使對該土地的知情同意權。

官老師在演講中一再強調,雖然一路上經過不少協調磨合,但社會與政策對於原住民權益的重視是持續在進步的,而最新公佈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辦法」之所以會引起爭議,有一個原因是,部落的決議在新的條文規範下,必須經過主管機關同意,但主管機關的立場常與部落的價值相衝突,使得大家對這項規定產生疑慮;另外一個最引起討論的原因則是,這套劃設辦法以保障私人產權為由,排除了私有土地成為傳統領域的可能性。如此一來,在土地私有化過程中所涉及的不公平正義,就完全無法追溯,最常被提及的例子,就是隨著企業私法人化,土地也跟著轉為私有地的臺糖;另外官大偉老師也指出,部落的權益屬於公共利益,本就不應該為了私人的產權而犧牲,傳統領域的劃設也並不會侵犯到原有的私人財產權,而是保障部落可以和產權擁有者,一起討論、協商傳統領地的發展,達到雙贏的局面。因此,目前此項命令的癥結點在於,原住民族是否能擁有集體的土地權,行使集體所有、處分、使用、收益的可能。

官老師認為,政府的主權與治理方式其實是可以擁有跨文化多元性的,如果讓原住民族與國家政府共同發展協商目標、形成發展策略、並結合跨文化知識達到多元治理的目的,不僅僅是傳統領域,包含狩獵、山林管理、墾殖國家種種倫理上的難題,就可以解決,並讓先來後到者都能共享利益。

最近的傳統領域劃設辦法觸動了漢人私有財產觀念的緊張神經,但其實社會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持續對話、討論多元治理的可能。演講結尾,官老師引用了去年南島國際會議上,一位美國酋長Ovide Mecredi的話來概括這個精神,並與大家共勉之:

“Reconciliation is a journey, without social consensus, it goes nowhere.”(和解是一場旅程,如果沒有社會共識的話,哪裡也去不了)

凝聚社會共識、啟動對話,這也是實踐傳統領域的起點與挑戰。

 

 

參考資料:

原民會歷年傳統領域調查成果

劃一條「回家的路」──了解原住民傳統領域的16題問答

所有權非「神聖不可侵犯」 原民傳統領域劃設何必避開私有地?

從地圖到自治──魯凱族傳統領域的實踐願景

身身:林介文創作個展/杜茂中駐館創作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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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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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原民生活美學館

時間|2017年1月18日(展覽期間:2017年1月3日至2017年3月19日)

圖、文/林恬慈

「將臺灣原住民的真、善、美,分享全世界」是原民生活美學館的使命。原民生活美學館的前身是臺北花博的原民風味館,花博結束後,為配合花博公園美術園區藝文廊帶的規劃,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委員會將原民風味館轉型為原民生活美學館,希望除了販售原住民文創商品外,亦能透過其他活動的辦理展現原住民的生活美學。轉型以來,原民生活美學館也持續推出不同的展覽與原民文化創意課程,今年一月開跑的活動之中,便展出了「身身:林介文創作個展」與杜茂中老師的駐館創作特展。

身身:林介文創作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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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空間一覽

林介文為賽德克族人,自輔仁大學畢業之後,赴巴塞隆納自治大學取得建築學院的臨時空間設計碩士,創作領域橫跨編織、金工、軟雕塑、空間裝置、公共藝術等等,擁有多次駐村與駐校創作的經驗,並自Pulima藝術獎開辦以來便屢次獲獎,更拿下第二屆與第三屆的首獎,擁有豐富的創作經歷,以及和不同空間、環境對話互動的經驗。此次展覽是林介文2009至2016年的創作,「身身」分別代表的是無形的「身分」與有形的「身體」,林介文在展覽自敘中寫道,她的作品核心圍繞的一直是這兩者,關於一直變動的身分與會改變的身體、關於「我」在這些變動中是否存在、存在於何處……,動手創作實質上是想要反思這些問題所出現的一種溝通方式。

展間的作品雖然運用的材質各異,但是都看得見編織的元素穿梭其中,可以視為是藝術家發問的一種媒介,串聯起了觀者與畫面中的元素。例如在〈我的傳統服不傳統〉中,藝術家用傳統而緩慢的方式編織出與傳統服樣式相差甚大的後現代服裝,並在服裝上加入雙手的元素,傳達「用手作很慢,做手也很慢」之下手與物件主客關係對調的雙重意涵,並將「不傳統的傳統服」穿上,回到部落的場域拍攝,傳達出在以傳統工法編製的不傳統衣裝下,對自我身分認同的矛盾、不和諧與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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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傳統服不傳統〉組圖的其中之一。藝術家穿上親自製作的「不傳統傳統服」,回到部落拍照。

 

另外在〈消費你,消費我〉的作品中,藝術家用快速、大量生產的衛生紙,手作編織出一件衣服穿在身上,借「速成/緩慢」這兩種價值觀的衝擊,暗示人類在不知不覺中被消費行為控制與主導,不僅破壞生態自然,也破壞了自己的心靈。〈洛神洛神我愛你〉則是藝術家表達家庭之愛的創作,洛神由父親種植、果醬由母親製作、洛神飾品則由藝術家創作。從農作、民生到藝術,洛神濃郁的家鄉氣息與色彩,傳達出了藝術家對土地、親情一面的身分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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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蚋埔與阿姆有個約定:馬卡道族加蚋埔部落特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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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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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時間|2017年1月18日(展覽期間:2016年12月17日至2017年3月16日)

文/林恬慈,圖/林恬慈、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

2014年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正名為第十五、第十六族原住民族,過去迫於接受更多漢化的平埔族群,也朝著追求社會認同為目標,積極投入文化復振的工作,希望透過協會成立、祭典重現、媒體曝光、館際合作等等方式,凝聚族群的向心力,爭取到政府的認同,並獲取更多管道與資源傳承已開始衰微的部落文化。其中,屏東縣的平埔文化復振,近年來更是受到屏東縣政府的支持,給予經費進行系列的文化尋根活動。

「加蚋埔與阿姆有個約定:馬卡道族加蚋埔部落」特展由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主辦,屏東縣高樹鄉泰山社區發展協會承辦,目的為希望透過展覽的形式,讓更多人知悉屏東縣加蚋埔部落的馬卡道族文化。展名中的「阿姆」為族人認定宇宙中最高的神,能夠保佑族人平安,並懾服向靈(如道教信仰中的孤魂野鬼),類同平埔族群一般所奉祀的「阿立祖」,僅在稱呼上有所不同。因此,整個展覽的意象也以馬卡道族的重要祭儀「夜祭」為中心發展,如展覽入口的佈置效法公廨入口牌樓,營造出觀者一起參與加蚋埔夜祭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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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當天活動照片。

展場四周從介紹屏東馬卡道族與加蚋埔部落開始。屏東馬卡道族為屏東一帶的平埔族群,因為所在地區不同以及比鄰不同族群的緣故,延伸發展出各自的文化,其中泰山村的加蚋埔、內埔鄉的老埤村、萬巒鄉佳和村的佳匏朗等聚落皆維持傳統儀式,並各自於農曆10月、11月、1月舉行夜祭。按慣例,加蚋埔於農曆11月15日舉行夜祭,用以感謝一年來阿姆對族人的保佑。

加蚋埔夜祭通常於加蚋埔公廨(中埔公界忠原廟)舉行。而在這次的展覽中,展場中央刻意空下可容納祭典舞圈的大片空間,從存放穀物的圭茅開始,逐一向觀者介紹周圍玻璃櫃內的向壺、獸骨頭殼等慶典用品與鼠夾、魚簍等日常生活所需器物,祭祀傳統的白衣紫藍色裙的穿著,還有以圓仔花、蕨類等植物編成的花環「哈網」。另外也約略說明了加蚋埔夜祭的流程:會親(與頭社、番仔田等其他聚落的交流)、祭祖先桌、狗靈祭、土牛祭、開曲向、趒戲(taholau)、點獻豬、開水向、敬天公、轉豬、敬祖等等。
最後介紹的是祭祀的主角「尪姨」,尪姨的角色類同於祭司,在祭祀中負責與阿姆溝通。尪姨通常為家傳世襲,原本應共有七位尪姨,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神職分工,如今因為受社會結構改變之影響,大部分的尪姨沒有將身分傳承下去,且大多都已過世,目前只剩下一位尪姨潘菜霞女士。潘女士將她仍記得的平埔歌謠,用平假名拼音的方式保存下來,以供歌謠的傳承與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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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性夏威夷》映後座談會

by 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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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6/11/28

地點: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

時間:2016年11月23日 (星期三)                                                                            

                                                                                                                           文/吳慈恩   content-2-1                                                                                                                            

在夏威夷原住民文化中存在著一種性別叫「mahu」。「mahu」的意思即為中間之意,它代表著同時具備著男性與女性特質之人。而他們通常會被附予祭神的重大任務,並且在傳統的夏威夷原住民文化中mahu是相當受人尊重的,其扮演著照顧者、醫治者和古老傳統文化教師之職務。直到19世紀殖民者與美國傳教士們的入侵,使得mahu遭到剷除與抵毀,因為他們不容於mahu的存在。這部影片寫實地呈現了長久以來,在主流社會中,異文化遭遇「被汙名化」及被「邊緣化」的情形。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性別」以致於「族群文化」的多元差異,臺灣原住民族圖書資訊中心與臺灣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訊中心及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於2016年11月23日共同舉辦《跨性夏威夷》映後座談活動,並邀請臺灣原住民族基層教師協會及了原住民多元性別青年團(Colorful Wi)的講師董晨皓(Remaljiz Mavaliv,現就讀高師大性別教育研究所)以及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的童元昭主任擔任映後與談人,透過對談與討論之形式激發讀者對於性別議題與多元文化社會的認知與反思。

座談會一開始,便先請董晨皓講師及童元昭主任作簡要的介紹,之後進行影片播放。影片長度長達77分鐘,結束放映後,由董老師針對這部影片深入探討性別多元及原住民族群之議題。

首先董晨皓老師對夏威夷歷史做了簡單的介紹,從部族時期、夏威夷王國、英國占領、英國占領和法國占領、美國占領到現在成為美國第50洲,讓讀者對於夏威夷文化先有個初步的認識。接著帶領讀者們一同認識性別與其多元性,性別可分成四種類別,分別為生理性別、性別認同、性別氣質及性傾向。

  1. 生理性別即是人類在出生時生理結構上之差異,主要是來自遺傳和生物結果。(我的特質:我生下來是……)
  2. 性別認同為一個人對於自己性別上之認同。(我的特質:我覺得我是……)
  3. 性別氣質為一個人表現出來的氣質,其為陽剛或是陰柔。(我的特質:我看起來像……)
  4. 性傾向為一個人在感情與性上是傾向女生或男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同性戀或雙性戀。(我的特質:我喜歡的是……)

另外董老師又針對一些大眾對於不同性別文化給予的名稱加以解釋,分別為L、G、B、T、I、Q。

  1. L:Lesbina 女同志(性傾向)
  2. G:Gay 男同志(性傾向)
  3. B:Bisexual 雙性戀(性傾向)
  4. T:Transgender 跨性別(性別氣質)
  5. I:Intersex 陰陽人
  6. Q:Queer 酷兒

女同志、男同志及雙性戀的性別類別皆屬於性傾向,而跨性別則屬於性別氣質,此外陰陽人則是同時擁有男性與女性生理構造之人,而酷兒則為一群不想被定義為同性戀者、雙性戀者或是一個大眾給予的名詞框架之人。最後董老師強調,他認為跨性這個詞並不適當,也不適用在這部影片之中,因為他們就是mahu,不屬於任何一個分類群。Mahu為「做」性別,並非同性戀而是有屬於自己的文化脈絡。之後老師又分別介紹了不同國家其原住民部落的性別類屬,有來自北美原住民的「雙靈人」、印度原住民的「Hijra」(屬於生理男性,為閹人)、薩摩亞原住民的「法法菲妮」(屬於生理男性)與臺灣北排灣族的「姊妹」等等。這些不同性別類屬之人皆是在這主流性別文化裡受到歧視及邊緣化之人,因此董老師也提醒大家,往後當我們在制定法條、規範時,是否更應該具備多元文化的視角,我們必須認知、體悟到不同族群的性別文化皆不同,並且給予尊重與包容,讓他們像這部影片中的河娜,能勇敢的做自己、做mahu。

 Q&A

  • 若董老師覺得跨性這個詞並不適合套用在這部影片之中,那倘若能給這部影片下標,老師會給予它什麼樣的片名?

董:其實他們覺得mahu就是他們的性別類屬,並非我們所謂的同性戀者。因此若是我,這部片名我會把它取名為KUMU MAHU也就是mahu老師。

  • 這部影片中mahu與夏威夷文化有什麼關連?

董:片中的何娜老師曾說到:「我高中的時候常被嘲笑、被欺負,因為我太女性化,讓我找到歸屬的是自己夏威夷原住民的身分。」因此我覺得這部影片中的何娜老師其實就是想要利用文化附贈的方式來維持mahu的傳統性別類屬,希望能將mahu的歧視降低,並且透過mahu的傳統文化找到歸屬感。

  • 董老師覺得城市mahu與傳統部落mahu的差異?

董:從片中可以感受到城市mahu容易受到歧視及扭曲,因此他們需要利用文化附贈的方式來擺脫汙名化,而現代化不強的部落由於還保有自己的傳統文化所以能夠理解mahu並且給予包容,因此不像城市mahu容易受到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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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ng原影展:原住民紀錄片暨映後座談《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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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6/11/24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誠102

時間:2016年10月26日(星期三)

   文/高紫瓊、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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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ng原影展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主辦及本原圖中心協辦,分別於10月24日、26日及31日播映《只要我長大》、《靈山》、《灣生回家》三部原住民族紀錄片,其中《靈山》邀請導演蘇弘恩蒞臨並於映後座談。《靈山》曾獲得2016年臺灣國際紀錄片華人紀錄片評審特別獎、2015年南方影展南方首獎及2015年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此紀錄片是導演蘇弘恩的第一部紀錄長片,藉由拍攝過程,他重新找尋並認識自己的母文化,身為太魯閣族的驕傲。

紀錄片中的主角是位太魯閣族的耆老,亦是導演蘇弘恩的外公。透過鏡頭刻畫出他在部落的生活,以他最熟悉的語言緩緩道出自己的生命經歷與過往的歷史記憶,而片中亦穿插運用了1930年、1960年、1973年、1994年及2014年鐵路電氣化、國民政府宣導、臺灣原住民族正名運動及反課綱等歷史與現今影像的相互交錯、對比。因此,很明顯地從紀錄片可看見是兩個世代的故事走向,映後座談導演亦提及,當初拍攝紀錄片的初衷,單純想把太魯閣族文化做影像紀錄保存,因意會到文化正逐漸地流失,狩獵文化、傳統信仰及外來宗教的相互碰撞等等,經由深入訪談過程中,耆老不時會分享我們未見過的世代,為了解當時的生活狀況,翻閱相關資料及新聞畫面,才慢慢地將其放入紀錄片中。透過兩個世代雙向的呈現,亦說明著現今族人許多思維必須改變,導演提及紀錄片其中一個畫面,電視正播放原民臺的新聞,當下的新聞畫面正播放著原民臺始終無法獨立製作,仍隸屬於官方等等爭議,只是當這些新聞不停播放著的同時,無論外在環境與事局不斷地在改變,外公仍繼續過著他原有的生活。

觀看紀錄片時,令人意外地是畫面所呈現出的情感很真實、自然,毫無初次面對鏡頭的生澀,導演說明拍攝前期花費許多時間讓族人們習慣面對鏡頭這件事,先以拍攝照片的方式,之後才使用攝影機錄製,經過長時間的磨合和溝通,族人才逐漸習慣被拍攝並無視拍攝者的存在,才能呈現如此自然的畫面。原先,希望這部紀錄片能以客觀的視角陳述,但很明顯地,最後的成果仍屬主觀。透過主觀視角的切入及拍攝手法,其實能清楚看出導演對於自己身為太魯族及閩南人的雙重身份處於模糊地帶,始終無法清楚定位自己,因生長經歷與原鄉的連結較微弱,導演自身期許能夠了解母文化的渴望。

現場觀眾問及當有拍攝紀錄片的念頭時,是如何與外公溝通,導演說當下僅與外公說想拍攝外公在部落的生活日常,而拍攝過程中並無太多的訪談及對話,因過去與母文化的斷層,錯過了許多經歷,藉由拍攝此紀錄片亦慢慢地重新認識自己的母文化,雖然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導演也透露,紀錄片完成後將影片播放給外公觀看,剛開始外公並沒有太多的反應,直至畫面出現外公山上的工寮時,外公才認出影片中的主角原來是自己呀!山林間,才是外公最熟悉、最自在的生活場域啊!

 

因生活環境及社會結構的變化,族群間的融合已屬常態現象,透過映後座談的對話,導演蘇弘恩並未自己的雙重身份因生活環境與生命經歷的因素而捨棄任何一方,他身體力行,藉由紀錄片發聲,現今原住民所遇的困境及社會大眾容易漠視的議題,期許能找回我們應有的尊重。

歷史中的原住民土地問題

by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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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6/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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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國史館四樓大講堂
時間|2016年11月09日(三)下午2點

文/游凱婷、圖/國史館

國史館於2016年11月9日舉辦了第32場臺灣原住民史系列專題演講,主題為〈歷史中的原住民土地問題〉,由中央研究院臺史所副研究員詹素娟老師擔任主講人。詹教授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長期從事臺灣原住民史、區域史與歷史教育研究。本次演講主題從日治時期開始,針對原住民與其他族群所發生的「土地」問題進行探討。

首先老師從幾張地圖向大家解說清廷與日本所認知的版圖與界外蕃地,從不同時期的地圖可看出因政策而逐漸縮小的原住民領域。所謂「蕃地」的定義與法令制定,可追溯至明治28年(1895)制定並發布的「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其中第1條規定,缺乏可證明所有權的山林原野,全為官方所有,總督府將「民有之外」的林野地全部視為「官有林野」,隔年,總督府頒布「臺灣總督府撫墾署官制」,主旨在將「蕃地」視為「特殊行政區」,並訂立「蕃地」即「官有地」之原則,作為治理「蕃人」的法律依據,日本政府更能依此法將樟腦與森林資源封鎖壟斷,不許未經申請的本島人、內地人或外國人進入「蕃地」。

詹素娟老師

明治31-37年(1898-1904)間「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針對臺灣西部、宜蘭等普通行政區的田、園、宅地、魚池等地目,實行地籍調查、三角測量及地形測量,以釐清土地權利、區分土地等則與地目,明瞭土地的形態,並製成地籍清冊,繪製地籍圖,整合為「臺灣堡圖」。此後,不僅可以清楚呈現普通行政區內的次級行政區界,與普通行政區相鄰的蕃地也得以確立,蕃地與非蕃地的區隔,可以在地圖上清楚標示。

明治43(1910)年起,官方以二階段方式(1910-1914、1915-1925),對西部平原以外尚未完成調查的地區,展開精密測量、臺帳登記等地籍整理事業,以達成臺灣全土地籍整理的目標,此次調查以介於山地與平原間淺山丘林帶的林野為主,兼及總督府支配下的部分蕃地,以及普通行政區內尚未經過土地調查的未查定地,本階段完成了東臺灣的土地整理與劃入普通行政區。

日本政府在進行臺灣土地整理事業期間,也積極設置日人移民基地,明治41年(1908)調查臺灣全土的「移民適地」,評估後,認為東臺灣較西部更適於收容移民,而決定選擇東部做為建立「大和民族模範農村」的基地。為取得執行移住政策的集團地,對定耕於東部的平地蕃必須明確劃定其使用土地的範圍,以取得廣大剩餘土地的支配權。

總督府將東臺灣的土地區分為四種類型:指定內地移民預定區域、土著部落整理區域、別途處分區域、其他豫察濟區域。其中與原住民特別相關者為「土著部落整理區域」,在此「土著」指「蕃人」、「土人」(漢民、平埔族)。針對蕃人,總督府以每戶需耕地2甲7分、放牧地1甲,合計3甲7分的標準,再依據天然地型計算出各部落需要的總面積,集中整理於部落附近。1910年11月發布〈臺東、花蓮港二廳館內施行林野調查之決定案〉,其中,「土著部落整理區域」登錄為「共業地」,其形態為「共有」。但經實地調查後,總督府發現「平地蕃」有數十人或數百人共有土地的情況,部落公有地誰屬的問題,更對後續管理造成可能的困擾。因此,明治44年(1911)5月決定將「土著部落整理區域」的「共業地」登錄原則更改為「分割共業地」,並登錄在「土地臺帳」上。此一規劃與整理,對平地原住民的土地使用與地權觀念造成巨大衝擊雨影響,以原住民的傳統生活型態而言,耕地、獵場四處散佈是很正常的,但透過土地整理,官方以每戶3甲7分的標準估算部落所需土地,並集中於部落周邊後,原住民被迫轉向定耕農業,以每戶3甲7分所估算的部落土地也未考慮日後人口的增長。家戶土地狹小,促使耕地零細化,「平地蕃」的勞動力也從土地釋放出來為國家所應用。

大正14年(1925)起,總督府開始執行「森林計畫事業」,針對林野進行包括治水調查、區分調查、三角測量、周圍測量以及施業案編成等長達十年的延續事業。其中「區分調查」是地籍整理的核心,就治水、國土保安等目的,將臺灣山林區分為「要作為國有而存置者」(要存置林野)與「不要作為國有而存置者」(不要存置林野)兩類。昭和3年(1928)11月總督府更明文規定增加了「準要存置林野」名目解決「蕃人占有地」問題。「準要存置林野」的所有者是國家,作為保留地,原住民只有使用權,並無所有權,保留地的區分僅是圖面作業,實地並無境界標示,也未與原住民妥善溝通;加上其區分不符原住民的燒耕、輪作慣習,因此難以發揮約束作用。「蕃人所要地」的落實與完整處理,有待警務局接續推展的「蕃地開發調查事業」。

1945年,臺灣再經歷一次政權轉移,日治時代未編入普通行政區而施以警察行政的「蕃地」事務,也在行政體系中重新調整安排。1946年4月頒訂「臺灣省山地鄉村組織規程」,將遼闊的「蕃地」一地理環境、轄屬線,編組成30個山地鄉,成立鄉公所等機關。另一方面,將日治時期「準要存置林野」名稱廢除,命名為「山地保留地」,並訂定「臺灣省各縣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作為管理、使用山地保留地的主要依據,規定原住民保留地為國有土地,原住民僅能依規定使用耕地或採伐林木,原住民保留地及其地上物不得作為買賣、抵押、交換、贈與之標的;民國49年修訂「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第15條:「山地保留地,應由民政廳地政局視各山地鄉村地理條件,及山地人民經濟情形、文化分準、分期編查,登記確定其使用權籍,俟山地人民有自營生活能力時,實施放領,其辦法另定之」,此為日後保留地所有權賦予原住民之種子。

民國55年續修「臺灣省山地保留管理辦法」,此法第7條,進一步確立原住民對保留地的耕作權、地上權等物權,及租賃權,且賦予原住民於耕作農地滿十年後,無償取得農地與建築用地之所有權。此為首次於法規上落實將「原住民保留地」歸還原住民的政策。然而,基於社會經濟的快速變遷、人口增加、國家與企業家之侵奪等因,原住民社會積極尋求「擴增」保留地,民國76年12月起,政府開始對山地鄉與花東等平地山胞聚居之行政區各公有土地進行調查,經民國77、78年兩次「還我土地運動」後,政府加速修訂新法「山胞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取得所有權年限由10年縮短為5年。而民國79年起,則對平地山胞進行劃編「山胞保留地」工作,將其居住使用的公有土地、尚未列入「山胞保留地」者,受理申請登記為「山胞保留地」。

時至今日,日治時代的廣義「蕃地」雖因東臺灣及若干延邊第待的劃入普通行政區,而分化為狹義「蕃地」與「分布於普通行政區蕃社」兩大空間系統。然而,所謂「蕃人保留地」僅為狹義「蕃地」上的「生蕃」住民所有,「普通行政區」的「生蕃」因已登記私有土地的業主權,與「蕃人保留地」並無直接關係。此外,日治時代警察與人類學者調查繪製的各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其空間範圍、性質與「蕃地」、「蕃人保留地」的關係,亦應進一步比較釐清,才能真正掌握歷史上原住民的土地問題。

 

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2016公共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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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6/10/25

地點|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時間|2016年10月22日(六)上午8:40

文/林恬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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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博物館法》三讀通過,條文中明定「為蒐藏、保存、研究原住民族文獻、歷史與文物,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應設置原住民族博物館,推動原住民族文化永續發展」,使得原住民族文物的來源以及其與博物館之間的關係再度受到關注。2016年,臺大原研中心便將「原住民族與博物館」定為公共議題的主題,並已於上半年辦理一系列的講座,並於今天和執行「大館帶小館」計畫的臺灣博物館一同合作舉辦公共論壇,廣邀各方機關主管、學者專家、工藝師一同討論原住民藏品與原住民和典藏機構的關係。

講座分為三部分,第一場次為「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第二場次為「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物的新關係」,第三場次則為綜合座談。論壇一開始先由孫大川副院長致詞,他提到臺灣原住民嚴重的文化流失問題,並認為原住民族的文物是除了原住民族語言、文字以外認識原住民文化的重要環節之一,釐清文物的來源與歷史,將能夠幫助該民族回溯到更久遠的群體記憶。因此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投入臺灣的物質文化研究, 幫助拼湊更完整的文化版圖,也希望也更多的私人收藏能夠公開,幫助年輕的世代更深入了、運用、找回自己的文化。隨後,原研中心的童元昭主任接著說明,與臺博館李子寧副研究員合作的契機是來自國科會的數位典藏計畫,他們經過幾次在部落的會面,發現原研中心和臺博館執行計畫的理念相近,皆希望能透過博物館與部落的合作,幫助原住民族技術與社會記憶的重建。童主任希望這一次的研討會能夠討論將典藏機構的資源交與部落運用的方式,以及關注目前正在進行選址作業的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是否能發揮發展歷史正義的作用。

第一場: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

第一場的場次為「文物/文化的所有權與流動」,邀請到文化部文化資源司司長陳登欽擔任主持人,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王嵩山教授、立法委員鄭天財、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教所副教授蔡志偉以及臺博館研究組副研究員李子寧擔任與談人。王嵩山教授首先針對文物的概念進行發表,王教授表示,文物返還在世界歷史上的脈絡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始關注文化遺產這項議題開始,之後對於文化遺產的界定便從有形、無形、事件記憶持續向外延伸定義,持續引發討論,也影響到後來文物回歸的議題與行動。將母語、土地、名稱等擺入無形資產的脈絡之下來看,臺灣最早的返還則可以追溯到「還我土地」、「還我姓名」的運動,然而雖然文物的型態意義多元,隨著《博物館法》的通過,在法規上還是必須面對「如何定義文物」的規範問題,並且還要考量如何利用博物館的技術,發展具文化意識的博物館。

鄭天財委員則在公部門服務期間,便是原住民文化館的推手之一,在擔任立法委員之後,亦爭取設立國家級的原住民族博物館。他於發表中分享了他推動原住民博物館所採取的策略,並也說明了文物館要達到妥善使用必須具備經費、人才、設施和輔導訓練等等要素。鄭委員表示,雖然他在文物以及博物館的領域是外行,但是他希望籌建博物館的過程可以促成各界對文物的理解、定義及態度。

蔡志偉教授則是從法律層面討論,提出為什麼原住民的文物要被蒐集展示、為何是以佔有的方式表現、若是佔有,那麼文物的歸屬權是誰等問題,並總結出原住民文化從日治時期便有落入公領域範疇的傾向。即使是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律法,還是必須時時檢視這些法律的存在價值是什麼,要用什麼方法去實現這些價值。蔡教授最後以美國NAGPRA(原住民墓葬保護與歸還法)和加拿大2011年的文物歸還政策作比較,指出臺灣在草擬原住民文資保護辦法時,與會人士多對部落在此方面的執行能力持保留態度的現象。

李子寧研究員則是從文物流動的角度切入,指出博物館對文物的態度已經從19到20世紀的「蒐藏」漸漸轉移至「歸還」。這樣的趨勢對博物館來說似乎是危機,但其實返還文物的行為不但嘗試修復了博物館過去收藏行為所產生的倫理問題、帶來歸屬感,也因為返還計畫的執行,為博物館帶來了經費與工作機會。於是博物館的文物便從「學術標本」成為「文化遺產」,擁有了實體和情感,不過文物所有權的歸屬,也因此成為下一個備受討論的議題。李研究員指出,臺灣雖然未有像NAGPRA的法規架構去規範文物歸還的行為,但是各地機構卻也已經開始發展與地區部落的合作模式,因此下一步可以我們討論的問題是:臺灣需不需要有像NAGPRA一樣的法律架構?文物歸屬權又屬於誰?另外,原民館在文物歸還方面必須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分工?

第二場: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物的新關係

第二場的主題為「博物館與原住民族文物的新關係」,邀請了李子寧研究員擔任主持人,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策展教育組組員馬田、中研院民族所博物館主任何翠萍、史前館副館長林志興、大武壠族纖維工藝師孫業琪與泰武鄉公所社會課長莊才德擔任與談人。每個與談人任職於不同單位,從他們自己的角度詮釋博物館在收藏原住民文物的方面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首先馬田代表地方文物館表示意見,馬田表示他在基層單位服務,很能感受到「大館帶小館」政策對部落的鼓舞,並認為文物館的設立能夠幫助原住民建立文化主體性並提供就業機會,立意其實相當良善。但由於機關單位本身擁有的結構問題,單位缺乏專業人才領導經營方針,導致文物館成為浪費公帑的蚊子館,不過卻也因此引發大館帶小館政策與台博館的文物返還合作。馬田本人支持文物返鄉,他在部落服務感受到了部落文化歸屬的斷層,地方也有保存文物的硬體方面問題,但是文物返鄉的活動確實能填補、修復這些關係,在文物進入部落的同時,能有耆老與工藝師從旁參與並記錄,就能夠提供文化復振的基礎,提升文物返鄉的意義並促成文化行動。因此馬田希望若有國家級的文物館出現,能夠協助地方文物館,建立網絡關係以促進原住民文化的復振。

何翠萍主任則表示,身為民族所博物館的代表,因為沒有法律架構支持以及所有權人無法界定等問題,對返還一事其實無法表示立場,民族所博物館能做的,就是保存、管理好文物,並試著促成交流。何主任也介紹了民族所的館藏資源提供給與會人士參考如何利用,並強調除了國寶之外,其他文物都能經過申請進行調閱,目的可以有像是藏品複製和共作展示兩種方式。鼓勵有心人士突破既有博物館之框架,一齊合作、創造新的共作可能。

林志興副館長則是分享自身身為部落族人與博物館工作者,在處理文物過程中遇到的故事與心理轉折。像是進行文物收藏工作中,發現有大量卑南文物流失在外的複雜心情;卑南族人在面對傳統禁忌時,對博物館收藏文物的研究精神有所不諒解而拒絕合作;重建的文化場域與部落互動後,意外地成功促成知識與儀式的重新復振等等。林副館長在最後也一併提到,面對文物,博物館考慮的是是否需要與部落開拓新關係,原住民族人考慮的則是文物進入部落後能否參與,以及使用上是否方便,無論如何,這代表著傳統與現代知識已經漸漸走去過往的對立,願意開始產生對話,是令人樂見的現象。

孫業琪從工藝師的角度,強調了文物歸還部落的重要性與代表意義。他認為歸還文物能幫助工藝師重製文物,並從重製的過程中追尋文化的源流。他也在阿里山鄒族部落服務期間,親眼見證到織布工藝師藉由研究過去古老的織布文樣,糾正了一直以來學習到的錯誤織法,因此體認到博物館在文物重製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他認為與其一直設立文物館、或是討論文物所有權,不如討論誰有權力去研究並複製文物,以及如何銜接文物本身與族人、提升族人參與文化復振的意願,否則族人將真正失去能夠解構文物的機會。

莊才德課長則是以去年佳平部落祖靈柱與臺大人類學博物館結為親家為例,提供部落與博物館共作的另一種途徑。臺大人類學博物館從日治時期以來,一直收有佳平部落的祖靈柱mulitan作為典藏、研究之用,在族人知悉mulitan被列為國寶後,他們從一開始對祖先文物不了解,到試著去了解mulitan、討論如何處理,再到最後考量到部落現況沒有能力保存mulitan,選擇和台大人類學博物館結成親家的折衷方式,去取代以往傳統的抗爭行動。其中受到了許多來自不同地方的質疑,面對這些質疑,莊課長表示,部落作此折衷之舉也是萬般無奈,並重申未來部落若有能力,一定會設法迎回祖靈柱的決心。

第三場:綜合座談

接下來的綜合座談由原民會副主委汪明輝開場。汪副主委與大家分享了國家原住民博物館的選址歷程。由於博物館本來就是依附在殖民者的體系上,文物僅是研究主題的附件,學術語言對於文物的詮釋無可避免地抽離了原住民本身的文化脈絡。因此他認為應採用更積極的角度看待文物返還,若這次博物館的設立能修補、重整歷史脈絡,將可以是一次解殖民博物館的新取徑,並促進文化自覺的層面受到關注、讓大眾重塑對國家級博物館的想像。

延續原民博物館的話題,林志興副館長則提出需不需要將原民博物館定位成民族博物館,還是可以加入更多生活文化元素的問題,並關心博物館成立後的歸屬問題(是國家的還是原住民的),以及博物館將來該如何和大小館產生連結。李子寧副研究員則補充,他身為博物館研究員,近年來面對文物返還的態度,從「如何不還」漸漸演變至「如何去還」,雖然如何去還的限制依然非常多,但他認為這樣去面對文物的問題,心態上可以更正向多元。

接著國科館的人員提出他們曾經執行過的藏品返還例子,鼓勵原住民族人採用正當途徑取回文物。孫大川副院長則認為雖然大家有很多好的發想,但應該加強實作上的經驗,並考慮後續可能引發的問題,他也進一步關心原民會在選場址的原則是什麼,希望好的概念能夠實際得到落實。

隨後還有來自馬田、原住民法學研究院與原住民族人等人的提問與感想發表,綜合座談便在與會來賓的眾多發想、討論與回應中落幕。正如童元昭主任今日所言,原住民文物所牽涉到的議題非常廣泛與複雜,辦理此場論壇並不是為了要在一場討論會中就找到答案,而是希望藉著國家原住民博物館議題,帶起各方人士對於文物、原住民與博物館互動方式與扮演角色的意見交流,希望能夠藉由一連串的討論,讓相關的文化議題,能得到更細緻的理解與處理。

 

相關演講場次:

[工作坊]原住民與博物館、類博物館:臺灣的例子

時間:

2016年11月8日(二) 10:00-18:20

2016年11月9日(三) 09:30-11:50

地點: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國際會議廳

活動網址:

http://www.nmp.gov.tw/news/news.php?i=1548

Kamaro’an i ‘Atolan—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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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6/10/25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二樓特展室

時間|2016年10月17日(展覽期間:2016年10月1日~11月15日)

文/林恬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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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人類系助理教授羅素玫老師,長期耕耘於臺東都蘭部落從事田野調查與學術研究,並為臺灣小有名氣的人類學部落格「芭樂人類學」的共筆作者之一。此次臺大人類學博物館與都蘭部落的特展由羅素玫老師協助促成,結合博物館、部落夥伴團體與中原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系原住民專班三方合作策展,並由部落族人自行提供展品與故事。希望能透過族人提供的物件、陳述的故事中,體會到族人對家鄉土地的情懷,和與部落交織共生的記憶與文化力量,是一個心態別具開放的特展,也正如羅素玫老師所說,是「一個不太典型的特展」。

不太典型的原因,在展覽現場的解說牌中便提到,這是一個嘗試「聯展共作」的展覽,展覽不像一般典型的博物館展示空間,是博物館單方面的決策成果,而是需要與部落一起決定展品、規劃展示空間的合作體驗。事實上,臺大人類學博物館近年嘗試多次與部落共作的聯展方式,像是前年以族人視角策展的「我們‧噶瑪蘭」也是開啟博物館與部落協作共展的嘗試。而這一次的展覽,更進一步將主要決定權交到族人身上,並且對於族人提供的生活物件與故事並無設限,可以說是一場自由的部落文化實驗。

展場的空間規劃呼應了展題「Kamaro’an i ‘Atolan-在都蘭的居所」,採用阿美族的家屋空間呈現展品,另外根據南部阿美族豐年祭舞圈的螺旋狀階梯次序,對應參展人在舞圈中的位置,安排每件展品的位置,也相對代表每個人所屬的特殊地理時空,以及他們獨一無二的生命命題和故事。

就筆者觀察,展覽現場非常近似於社團於公共空間所辦的微型展覽,中原設計系的同學精心運用風災漂流木所搭建出來的家屋支架上,用釣魚線或用鐵絲懸掛著物件、裝飾物,也掛著用A4紙列印,一張接著一張黏貼而成的長形紙條,上面用大字的標楷體說著每個人跟都蘭部落的故事。迴旋形的走道間放著一張張木椅和族人提供的工藝品,就像是回到了家一樣,順著螺旋次敘一路讀著物件與文字至最核心處,發現不論是藝術創作、青年返鄉、籌辦在地音樂祭典、重振樹皮衣技術等等故事,族人心中最具紀念意義的價值,都是回家。

歡迎讀者有空至臺大人類學博物館二樓的特展室,在友善開放的氛圍中,探索都蘭族人對於土地和生命的詮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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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內說明了展場設計的參考意象與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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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蘭雕刻家希巨蘇飛也有參與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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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室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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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蘭耆老沈太木的樹皮衣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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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素玫老師提供的物件是老師第一次參加都蘭豐年祭的檳榔袋

 

 

 

 

 

 

 

 

 

 

 

 

 

 

 

 

 

 

 

 

 

 
羅素玫老師的展覽導讀:

羅素玫 Alik Nikar 記一個頗有芭樂氣息的展覽:Kamaro’an i ‘Atolan—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敘事  

展覽參與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都蘭部落
(二)協辦單位:臺東縣阿度蘭阿美斯文化協進會、臺東縣東河鄉都蘭村社區發展協會、薪傳舞團、希巨蘇飛工作室、女妖藝文工作室、都蘭國小、撒烏瓦知部落、中原大學設計學院設計學系原住民專班、國立臺東大學南島文化中心、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國立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三)媒體協力:原住民電視台、芭樂人類學部落格
(四)參展人:洛恩米薩克(洛恩米薩克家族)、蘇光福(父親潘清文)、沈太木夫妻、黃生發夫妻、林貴妹、蘇原立(父親蘇冠銘)、高克武、希巨‧蘇飛、徐一中、舒米恩、來幸、布告‧阿里、Sufin Paylang、鍾硯誠、鍾佩儒
(五)個人工作協力:黃郁芳、連浩銓、林芳誠、張至善
(六)預告片與現場音樂提供:舒米恩工作室
(七)現場影片提供:蔡政良

Komita’ :第七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

by k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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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6/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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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ita’:第七屆臺灣原住民族文學論壇

時間:105.09.10-11

地點:台北國際藝術村

圖、文 / 吳慈恩、游凱婷

臺灣原住民的文學聖會,至今已邁入第七年了。這是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及台灣原住民族文化發展協會、山海文化雜誌社共同舉辦的原住民族文學論壇活動。本屆論壇特別以賽夏族語中的「Komita’」為名,其「Komita’」的意思即為「看見」、「讀取」,期盼藉由作者、讀者等實際交流,讓異文化看到並了解文學所要傳達的意涵。本次活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汪明輝揭幕,並邀請到許多與會貴賓一同參與。

為期兩天的第七屆文學論壇共有八個主題,分別為:「文學與台灣原住民當前政治社會發展的對話」、「困境與突圍─原住民文學的創作發展趨勢」、「創作之翼─用藝術說故事」、「生活場域的變遷─從自然書寫到飲食文學」、「影像、聲音與敘事:原住民主體的多元建構」、「跨界與游移:原住民文學的翻譯與交流」、「看見與讀取─原住民文學獎世代的創作迴響」、「綜合座談:原住民文學面面觀─新書、市場、教育、傳播、文獻等」。

(一)文學與台灣原住民當前政治社會發展的對話

主題一
由左至右分別為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汪明輝、東華大學原住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陳張培倫、作家瓦歷斯‧諾幹、臺灣原住民筆會會長巴代

主題一由原住民族委員會副主任委汪明輝主持,並邀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陳張培倫、作家瓦歷斯‧諾幹、臺灣原住民筆會會長巴代一同分享政治社會與文學間的發展與連結。陳張培倫教授分析時論與文學間的關連,利用三十年前與三十年後,總統蔡英文向原住民正式道歉後的文章,來做對照,讓我們清楚地看到作家如何運用文學直接或間接的表達其思想,並探討時論性文章與文學性文章兩種類型文章之差別與其存在的必要性,陳張培倫教授以布農族雪亮的刀來比擬時論性文章,它是運用最直接的方式來表達立場與社會抗爭,而文學性文章就像排灣族雕刻精美的刀,運用詩、小說等柔和的方式來說服。作家瓦利斯‧諾幹藉由台灣歷史、歷史正義及轉型正義來探討其對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影響,並猜想五十年後的原住民文學樣貌會是如何?更期許未來不論是台灣文學或原住民文學都能更深更廣的完整呈現台灣風貌。臺灣原住民筆會會長巴代則是分析文學與當前原住民社會發展對話中可能的位置與姿態。三位與談人皆凸顯了文學可作為政治社會發展的利器,不只有走上街頭才能抗爭,用筆寫下一篇文章而觸動人心也同樣能達成訴求。

(二)困境與突圍─原住民文學的創作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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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分別為主持人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先生,與談人臺大醫院主治醫生陳耀昌、作家甘耀明與夏曼‧藍波安

第二場次的主持人由監察院副院長孫大川擔任,與談人則為三位作家陳耀昌、甘耀明與夏曼‧藍波安,從原住民的創作發展趨勢來談原民文學的困境與突圍。首先由作家甘耀明說明自身著作《邦查女孩》的 創作背景、靈感來源及文學困境。《邦查女孩》是由中央山脈中段的七彩湖作為創作軸線,凸顯台灣山林變化的過程,而邦查則是作者造訪花蓮的林田山時將其所見的野菜民族哲學融入故事中,從山林裡尋回對自然萬物的純真之愛。最後作家甘耀明指出文學的困境永遠存在,不外乎是讀者太少,但只要作家能將寫作視為樂趣,那便有回饋得以滿足。作家夏曼‧藍波安分享了童年在蘭嶼的故事,和到都市求學後毅然決然放棄高學位、工作而重回故鄉的緣由以及重新回到蘭嶼學習潛水帶給他的感觸。夏曼‧藍波安回到家鄉重回海洋的懷抱,深入海洋,並且為台灣近代文學創作出另類的水世界文學,它不僅突破了漢字「寫作」的標準格局,更引進了環境生態的自然書寫。身為臺大醫院主治醫生的作家陳耀昌以歷史小說還原臺灣史為題,探討臺灣史的轉型正義對原住民文學創作的發展趨勢。

(三)創作之翼─用藝術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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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分別為考試委員浦忠成、藝術家杜寒菘與安聖惠

第三場講座主題為「創作之翼─用藝術說故事」,原定藝術家安聖惠、TAI身體劇場團長兼藝術總監瓦旦‧督喜以及藝術家杜寒菘為與談人,因瓦旦‧督喜臨時無法出席,遂改由安聖惠與杜寒菘兩位與談人分享他們的藝術創作,並邀請考試委員浦忠成主持。安聖惠是從事大型藝術裝置的藝術家,他的藝術創作多與漂流木相關。她說選擇漂流木的原因是因為漂流木是她的人生導師,漂流木從哪裡來、過程中受到的撞擊、漂流都將傷口呈現在其表面,每根漂流木皆是獨一無二且有生命的。安聖惠更分享了自己一生的經歷,她指出漂流木與她的成長經驗連結,使她從漂流木中得到療癒以及和土地的連結,透過漂流木懷念家鄉。杜寒菘分享了自己童年的故事,從小就有繪畫天分的他,因年少輕狂而強制與社會隔離,想家、想部落的的心情只能靠著畫筆獲得宣洩與紓解。透過描繪部落好茶村(雲豹的故鄉)的神話及生活趣事,畫出部落族人別具特色的體態,更傳達了部落族人對祖靈、對文化、對山林、對生命的哲學與態度。這兩位與談人皆從藝術創作獲得能量,並以藝術創作的方式紀錄自己的家鄉,讓大眾了解他們的部落及原住民文化。

(四)生活場域的變遷─從自然書寫到飲食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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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分別為夏曼‧藍波安、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董恕明、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浦忠勇、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馬紹‧阿紀

本日的最後一場討論由夏曼‧藍波安主持,董恕明、浦忠勇、馬紹‧阿紀三位與談人分享。台東大學華語文學系副教授董恕明引用六篇文章,分別以「食物與族群」、「食物與宗教」、「食物與歷史、傳統、文化」、「食物與生活」為題加以探討原住民文學中的飲食文化。中正大學臺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助理教授蒲忠勇藉鹿野忠雄的著作《山、雲與番人》,說明他心目中認為的自然書寫模式。《山、雲與番人》此書完整道出布農族人生活情境,呈現自然書寫的土地之美及布農族的獵人文化,並透過自然書寫凸顯原住民族對山的敬畏與珍惜。世新大學數位多媒體設計學系助理教授馬紹‧阿紀則是透過自己的著作《記意洄游─泰雅的呼喚1935》來談自然書寫,並分享從1935年到2016年南山部落的變遷。馬紹‧阿紀說南山部落的環境變遷最讓他感慨,也讓他開始思考我們該留給下一代什麼樣的生活空間?並期許透過自然書寫的方式讓大眾正視人類與生態間的關係。

第七屆文學論壇的前半場在所有與談人、原住民文化工作者熱情幫助下,圓滿順利的結束。此次論壇的目的在於盤整當前原民文學與文化的種種現象,並廣為推廣,因此在課題安排、與談人的組成上都較多元化。第一天的議程由政治/文學/藝術/文化為題揭開序幕。政治涉及轉型正義,應今時事議題加以探討,利用文學創作達成訴求,凸顯出走上街頭抗爭並非唯一辦法;文學方面透過困境與突圍的分析,彰顯原住民文學一路走來披荊斬棘的發展歷程,並期許未來能有更多年輕作家加入,促使原住民文學有新興的發展;藝術部分則是運用不同藝術創作呈現部落風貌、原住民文化;最後文化則是透過自然書寫,來分享部落環境變遷、飲食文學及部落文化。此次文學論壇以更豐富多元的面向讓原住民議題、文化被「看見」、「讀取」,正呼應了本次文化論壇的主題。

(五)影像、聲音與敘事:原住民主體的多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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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為主持人利格拉樂‧阿女烏,與談人潘貞蕙、比穗‧保羅、田靖,以及開場引言的巴代。

主題五旨在探討影像、聲音與敘事,主持人為利格拉樂‧阿女烏,比穗‧保羅、潘貞蕙、田靖三位為與談人。第一位與談人比穗‧保羅笑說自己目前是位全職的泰雅族部落婦女,從小在都市長大的她,嫁給同為泰雅族的先生,婚後每天過著簡單而踏實的部落生活,醉心於織布的她,不忍泰雅族美麗的織紋與織藝漸漸失傳,努力找尋傳統的織布機,並向部落的老奶奶們學習各種織紋的技法,在一塊又一塊的布上找回傳統的記憶,如同那些仍在織布的老奶奶們,用親手織出來的布對世人訴說,泰雅族女人織的並不只是布,而是精彩的人生。第二位與談人潘貞蕙是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所的研究生,身為別人口中的一半一半(原漢血統各半),她在成長過程中面臨了許多難以適從的處境,但後來她換個角度想,發現像自己這樣的情況,其實正如同廚房裡的滾刀塊,有更多面積可以吸取調味料,也能打破邊界用更多的觀點建構自我的族群認同。擅長攝影的她改用心與眼睛代替相機,以文字創作代替相片,她的文字充滿影像感,讓讀者看著文字就能立刻感受到畫面。第三位與談人是清華大學台文所的研究生田靖,他的研究動機來自兩則立場全然不同的新聞:「八八水災重建 總統:被譽為國際典範」、「八八風災6年了杉林永久屋開燈戶不到4分之1」,引發其興趣投入相關紀錄片的研究,以紀錄片的觀點探討八八風災後Kanakanavu族的文化復振,田靖提到,投入紀錄片的研究後發現要更深入探討這個議題,尚須更大規模的田野調查與族人訪談,讓Kanakanavu的故事得以被看見,這也是他日後將繼續努力的方向。

(六)跨界與游移:原住民文學的翻譯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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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依序為主持人馬紹‧阿紀,與談人李淑娟、許雅筑與巴代

第六場次的主題聚焦於原住民文學的翻譯與交流,主持人為馬紹‧阿紀,與談人為李淑娟、許雅筑與巴代。李淑娟博士以她在韓國生活20年的經驗和與會者分享臺灣原住民文學在韓國的現況。受歷史與文化背景影響,韓國人深受「單一民族史觀」影響,與臺灣多元文化的社會風貌截然不同,然近年來,韓國地區的外國勞動者與國際婚姻人數急增,也鬆動了原先牢不可抗的自我民族中心思維。目前原住民文學的韓譯本仍為少數,其中之一為夏曼‧藍波安的《冷海情深》,即使透過翻譯,部分用字無法精準翻出達悟語的原汁原味,仍獲得普遍韓國讀者的青睞,因此,引進更多原民文學的韓譯本也是一個重要的努力方向。第二位與談人許雅筑是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博士生,她以樂信‧瓦旦為中心,以第一手的史料旁引森丑之助談及樂信‧瓦旦與其原住民事務的觀察等資料,與戰後樂信‧瓦旦相關文章查探其關於族群認同與民族主體意識的思考,以往日治時期原住民族的相關文獻取得十分不易,但近年來原典文獻陸續出土、複印,讓人閱讀時可感受到原住民知識菁英運用文字與知識,嘗試積極介入國家事務的積極性與主體性。最後一位與談人巴代,則分享自身幾個文學外訪交流活動的經驗,他們帶著文化經驗與創作成果與外國創作者們交流,其中德國文學論壇的經營讓巴代相當驚艷,思考著能否將如此模式帶回臺灣的原住民文壇,並提出原住民筆會的十年夢想計畫,期盼能將文學創作、族語文學推廣、會員聯誼作家照顧、外譯交流等功能注入原住民筆會,讓臺灣原住民文壇能更蓬勃發展。

(七)看見與讀取─原住民文學獎世代的創作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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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為主持人里慕伊‧阿紀,與談人陳伯軒、撒韵‧武荖及李永松

主題七由里慕伊‧阿紀主持,並邀請三位與談人李永松、撒韵‧武荖與陳伯軒依序分享他們在各自領域對文學創作的想法。作家李永松是原住民族文學獎的常勝軍,喜歡用幽默的筆法控訴眼中所見的不公不義之事,原住民常被漢人貼上愛喝酒、不懂儲蓄的標籤,但其實這是果而非因,在生活領地尚未被漢人入侵時,大自然就是原住民們的儲蓄,他們遠比漢人更懂的永續經營的概念,珍惜地使用資源而非貪婪全佔。他的小說創作《泰雅爾‧巴萊》以泰雅族的獨特幽默帶出族人如何在現今社會中生存與適應的嚴肅議題。撒韵‧武荖是舞者、歌手,也是位詩人。因為小時候寫作文不會用標點符號,長大後開始沒有標點符號的創作,所以寫詩。她的新詩創作屢次得到原住民文學獎的肯定,其中〈找生命的路─原舞者《找路》〉更獲得102年第四屆臺灣原住民文學獎的第一名,撒韵說那是一篇由痛苦生命經驗造就的作品,她也感謝山海文化能讓原住民寫手們有個發表的平台,更期望未來大家能用自己的族語寫作,讓族語最精蘊的文化內涵得以重生。本場次最後一位與談人陳伯軒是政大中文所博士,目前在大學任教,藉由授課之便,他指導學生閱讀原住民作家的作品,並撰寫書評投稿至校內舉辦的書評獎,學生們的投稿作品囊括了該屆書評獎大部分的獎項,主因在於這些書評帶給評委相當大的新鮮感,顯現原住民文學作品受到的關注程度仍有待大家努力,他期待更多原住民作家執筆創作,量變產生質變,讓更多人能夠看見原住民文學創作。

(八)綜合座談:原住民文學面面觀─新書、市場、教育、傳播、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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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為主持人巴代,與談人阮紹薇、利格拉樂‧阿女烏

本屆文學論壇的最後一個場次主題為「原住民文學面面觀」,意在探討原住民文學不同面相的可能。主持人為巴代,與談人為阮紹薇與利格拉樂‧阿女烏。第一位與談人阮紹薇目前服務於臺大圖書館特藏組,她談到日本學者的臺灣原住民研究可分為四個時期;東京人類學會時期(1895-1900)、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時期(1901-1928)、台北帝國大學時期(1928-1945)、日治後期至戰後留用(1942-1949),並分別就這四個時期介紹當時知名的日本學者所作臺灣原住民研究成果典藏、翻譯與數位化的現況,伊能嘉矩與鳥居龍藏即為東京人類學會時期重要的研究學者,鹿野忠雄、國分直一、金關丈夫則為日治後期仍留在臺灣的著名學者,而日前剛過世的楊南郡老師也將當中的許多著作翻譯成中文,讓後來相關領域的研究者翻找文獻時更加事半功倍。第二位與談人阿女烏先前於原民台製作的節目《文學地圖》是文學作品轉化的極佳實踐,該節目雖然沒有持續於電視台上播映,仍然帶來緩慢而影響漸增的成效,阿女烏更將《文學地圖》共12集的節目做為她在原專班文學課程的教材,讓學生在閱讀文學作品時,不再只能面對一個個的文字,而是藉由影像的觀賞,能與原住民作家有更多連結,再從《文學地圖》繼續延伸,讓學生製作屬於自己的「尋根地圖」,進一步貼近原住民作家與作品。

最後由主持人巴代總結,從1996至今20年,先後從事書寫的原住民作家共10多位,已經創作出70幾本文學作品,巴代覺得原住民作家們就像特種部隊,人數少但力量很精實,這樣的創作量理論上應該要被大眾所見,然而事實上,在臺灣的文學市場中,原住民文學卻總是缺席,巴代自嘲道,他的作品最好也不過銷售近5000本,也不太曉得自己的讀者群在何處,因此對於阿女烏當年致力於《文學地圖》的製作,巴代很感動,因為他認為透過影片在網路上無遠弗屆地傳播,能使更多人有機會接觸到原住民作家與其作品。而有在學校講授原住民文學作品的老師們,其實更期盼能從中培育新一代的作家。觀察近年原住民文學獎的作品,值得高興的是,新生代的寫作者運用漢字的能力更好,加上沒有部落的包袱,題材更接近都會的相關議題,對於10年後文壇上能出現6-7位新的作家嶄露頭角,巴代本人是樂觀且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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