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活動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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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2/10/13

活動名稱:第三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

活動時間:10/13-10/14

活動地點:花蓮縣吉安鄉阿美族文物館

文/江冠瑩

這一場研討會是嚴肅的,當中諸多可供探討的除了文化差異之外,機制之認定與人民合法權益等,實例之分享,會中安排多位具法律背景與談人,令人極為期待在這樣的一場研討會我將獲得甚麼樣的收穫呢?

本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更深入探討原住民族之「習慣法」與「國家法制」之間相互有疑義之處,首先由擔任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特聘教授與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理事長的王泰升進行專題演講。

根據文獻記載來看,荷蘭人在治理臺灣原住民族時仍然會參考原住民族本身的法律傳統。荷蘭政權之後的鄭成功鄭氏政權則始有民與番觀念之出現,但由於鄭氏政權在臺灣的目標是作為反清復明的暫時基地,所以原住民此時所受到的外來政權統治仍不致於干擾本身的生活太多。主要的差異是從清朝統治開始,原來的鄭氏政權在對原住民的統治主要區分為兩類:(1)受統治但允許自治;(2)不受統治。而清朝延續鄭氏政權的概念治理原住民,此時對於漢人與原住民的區隔分為「民」(漢人)、「熟番」(平埔族)、「生番」(高山原住民族),而歸為「熟番」的平埔族則漸漸因為受清朝之統治而使本身生活習慣法失去。直至日本殖民時期,日本佔領臺灣的目的是為了作為向南洋進軍之基地,治理方法採「內地延長主義」與「皇民化政策」,但是對於未歸順的高山原住民族傳統上的治理部分則視發生事件的情節重大採取混合式的法制,即原住民法與日本的現代法同時並進。日治時期之後由國民黨政府統治臺灣,而國民黨當時的治理沿用日本統治方法,不採法治原則,而以行政命令規範,此間即產生諸多弊病,例如原來日治時期的「番地」被劃定為「山地保留地」,原住民看似可以享有土地使用權甚至擁有權,但就國家法制而言,行政命令受制於國家法的解釋權,所以原住民在這一部分若是遇到法律解釋權釋義漏洞,則有損其權益。

關於臺灣由國民黨政府接管之後的概要如下:199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運動的興起與政黨輪替,1994年修憲,「山胞」正名為「原住民」,1997年修憲確立原住民族條款,1998年公布實施「原住民族教育法」,2001年至2008年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時期認可五族(邵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至今官方認定原住民族共十四族。2001年頒布原住民身分法(可視為原住民民事特別法制概念的原形),2004年森林法與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修正,2005年公布實施政治綱領式的「原住民族基本法」,2007年公布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作保護條例。就我所理解,以上修憲、修法的作為其實可視為政府對於原住民族的認可。

不過主要有爭議之處,我想是因為文化的不同,以及對於原住民族的文化不了解,又由於目前臺灣雖然人民意識抬頭,原住民運動也興起,但由於執政者或是其他原因,導致原住民至今仍然是居於較劣勢的狀態。自從「司馬庫斯倒木案」之後,即可明顯看出政府對於原住民傳統慣習上的認知落差。雖然最後此案涉入之族人宣判無罪,但,政府(或是非原住民)與原住民之間的文化差異與風俗如何才能做到互相尊重並平等呢?

主題「原住民族傳統司法正義」,由慈濟大學日宏煜教授發表,台北地院刑事庭孫正華審判長對此表示現行我國法制慢慢地有權力釋出,針對專業的部分進行補強,例如智慧財產法院的設立,技術審查官也是設立專門法院需要慎重評估的部分。孫審判長並提及司法院考慮讓非法律人參與法律審判過程,即是所謂的人民觀審制度,但人民僅有表意權無表決權。

主題「原住民族傳統爭端解決機制與國家法制訴訟制度之比較」有三位發表人,都是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例。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高德義以蘭嶼雅美族個案為探討;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助理教授蔡政良以台東都蘭阿美族為研究案例;財團法人原鄉部落重建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戴明雄親身分享拉勞蘭部落土地訴訟經歷。此一主題中很明顯可看出臺灣原住民族各族都有不同的習慣法,所以國家應該對原住民族習慣做何解釋?就發表人之文章所述,原住民們對於本身的習慣法與國家法的平衡是持有尊重態度,但是對於本身習慣法的設立仍有其堅持。而在戴明雄所分享的親身案例中,則是明顯的看出當發生糾紛的時候,原住民的確有其弱勢。相對應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環境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林三加所發表「原住民族土地權力與國土保安法制競合之爭議及解決方案之探詢」一文中以屏東霧台阿禮部落劃定特定區域為例,(此案目前仍在上訴中)。

而我自林三加律師所發表以及之前案例分享等等來看,覺得目前國家對於此類訴訟案件的審判上面經常拘泥於法律解釋上,法院在認定無實質違法行為的同時,是否應以此案為參考對行政機關之制度提出修正辦法?我在第一天的議程當中稍微理解關於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與政府之間歷來演變過程,至今的國家法律對於原住民族的權利保障雖有原住民族基本法作為依據,但是在憲法上仍然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成長。

第二天的議題則以法學、法治教育較吸引我,不只是針對於原住民法律人才的部分,非原住民人才對於法學、法治概念的學習上其實也是缺乏的,由國立師範大學劉恆妏教授所發表一文,以國內相關法律系所分析近年台灣原住民法律人才的表現,以大家所熟知的「公民與教育」課程帶出現行體制下的教育體系中法治教育中的原住民關聯性。她提出在多元文化原則之下,應該致力於調整法學教育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應該要能夠「看見原住民」,這是現行法教育中所缺乏的概念。而法治教育中的原住民則以高中教科書列入不少與原住民有關的參考資料,不過在我看來,教科書不是課本,教科書仍然是以補充教材的姿態提升學生對於原住民的認知,所以在目前還是以升學主義為主的教育中,學生只能懵懂的理解「族群」、「原住民人權」、「種族」、「多元文化」等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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