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刊】浪漫、卑微卻堅持的自我實踐:《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的寫作 浦忠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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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3/04/18

浪漫、卑微卻堅持的自我實踐:《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的寫作

Pasuya Poiconü(浦忠成)/國立成功大學兼任教授

 

壹 前言

對於任何一種學科而言,在發展一段時期,其整體的形式與內涵已然成熟,並且在相關範疇或領域中產生一定的影響力,則通盤的回顧、歸類、配置與評論是必然出現的學術作為,譬如物理史、化學史、數學史、經濟史、民族史、醫療史、文化史、哲學史、美術史、藝術史、政治史、科技史、戰爭史之類,文學史即是其一。

中國文學史的出現是清朝末年廢除科舉、建立學堂,要師法西式教育,因此需要這種能適應新式學堂教學需求的教材,於是各種文學史就陸續出現。最早的中國文學史,有人認為是1904年在東吳大學授課的黃人所編,也有人認為是同時期在京師大學堂授課的林傳甲所寫。之後,歷經百餘年來,編寫文學史講義者只增不減。2004年由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合辦的「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國際研討會」,統計在中國大陸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多達1600部,而台灣、香港尚未列入。(龔鵬程2009)

台灣文學史或類似文學史論的編撰,有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1987)、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1992)、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1996)、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1998)、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台灣文學運動史論》(1998)、古繼堂《簡明台灣文學史》(2003)、周英雄、劉紀蕙《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藤井省三(張季琳譯,2004)、陳芳明《台灣文學史》(2011)等。至於針對台灣原住民族文學歷史之探討與完整論述,至2010之前則尚付諸闕如。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開始撰述,原先的構想僅是提供課堂比較有整體系統的教材[1],於是開始由神話傳說以至作家文學進行系統的蒐集與整理。期間國家科學委員會長期支持的相關專題研究[2],讓彙整、分析、詮釋、分類的工作得以穩定進行,這是《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能夠逐步進行、終而初步完成的重要基礎。

後來隨著大學課堂的講授、專題研究的持續進行,以及原住民族相關議題如原住民族教育體系建立、推動原住民族自治,以及原住民族知識建構等議題的逐漸受到關注,方覺撰述原住民族歷史並非單純的學術寫作。

貳 撰述的意義與期待

一、打破「原住民族主義」

「原住民族主義」(Indigenalism)一詞是仿自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東方主義」(Orientalism),表示:很久以來,許多為人耳熟能詳的「原住民族知識」其實是由非原住民族世界出身的主流社會知識份子包括人類、民族、語言、心理、醫護、社會等學術領域的人士,以原住民族全體或部落或個人為對象,經過調查、研究之後所獲致的整體印象與判斷。

主流學術界對於原住民族知識的偏見主要集中在:形式上,認為原住民族知識還停留在口語,沒有相應的書寫系統、拼寫系統或文字,因此並未正式記錄。即使有了初步的描繪圖案、圖紋,其數量無法與擁有豐富文字與圖書典藏的民族或國家相提並論。在內涵上則認為原住民族知識首先是落後的、野蠻的、無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此相對於進步的、現代的、有益於人類的西方或現代知識,原住民族知識無須存在,可以略而不論;其次是認為原住民族知識是一種與傳統知識(屬於過去,不適於現在)、在地知識(侷限的)、民族知識、民俗知識(相對於雅正的知識,它是通俗或低俗、難登大雅之堂的俗民常識殘渣)等意義相近的辭彙,跟具備著普世的、全人類的、萬世皆準的西方或現代知識的周備性、完整性難以相比。

即使認為原住民族知識的存在有其意義,卻主張它與低層的土地勞動生產印象及個人或少數人的神秘經驗、靈性體悟或巫術體驗有關,這種生活層面的體驗難以跟西方或現代知識納入範疇的形上學、神學難以匹敵。即使現在嘗試對原住民族知識該有的地位、角色進行探討與安置,但是依然存在著邊緣性、客體性、片斷性、無原文、東方主義與鏡廳(hall of mirrors)效應(汪明輝,2009)。

二、向「國家文學」與教化的表態

國家往往藉由教育制度的設計,複製統治者期待的國民,包含其所有的思考、價值與行為準則,以確保其統治的穩定。國家文學歷史的呈現以文獻累積、文字記載、消除或淡化(甚而扭曲)異族等手段讓原住民族無法進入國家文學整體歷史的敘述。文學不像軍事行動、經濟剝削的效果那樣明顯,但是在長時期的薰陶下,卻有最深刻的影響。因此這是另一種殖民的重要途徑。對於台灣歷史描述之際對於台灣原住民族的的淡化、除去的做法,如連橫《台灣通史》「自序」所言:

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開物成務,以立我丕基,至於今三百有餘年矣。

或者越過「卑南文化」、「長濱文化」、「左鎮文化」、「十三行文化」之類的歷史文化證據,逕以「台灣四百年史」概括綿長的歷史時間,無視原住民族早已存在的事實。這種去除、淡化、扭曲、偏見的「第三人稱」的敘述,應該由原住民知識份子予以逆轉,並且承擔「第一人稱」敘述的責任。

現代國家或民族文學史的出現並不是很早的事,首部中國文學史的出現在19世紀末葉,這是一種會產生傳染作用的文化工程,因為別人有,所以我們也應該有,於是沒有的就模仿那些已經有的,模仿它們是由什麼組成、串連呈現的方式如何;這種模仿是東方向西方學習,中國向日本學習,因此建立民族文學史的過程,其實也是東方被西方、弱者被強者殖民的一部分,因為模仿者也依樣畫葫蘆般的摹寫著被模仿者已經存在的形式架構,以及被置入的物件。弔詭的是,拋開殖民、被殖民的議題,建構一個民族文學史也是一個意圖掙脫被殖民的工程。因為這種模仿其實也有著一別苗頭或宣示自主意識的作用。模仿者起碼可以清楚宣告:只要獲得相同的工具與空間,我也可以把自己的文學歷史的物件,像你一樣清晰呈現出來,儘管這樣的表述仍然是被殖民。

三、重建原住民族文學主體敘述的模式

童年時期曾經跟印地安人有過深度相處經驗的美國神話學家Joseph Campbell曾經引述西雅圖酋長(Chief Seattle)回應白人試圖收買其族人所擁有的土地時的談話:

這塊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對我族人而言都是神聖的。其中每一根閃亮的松針、每一道海灘、每一遭森林裡的薄霧、每一片草地與每一隻嗡嗡作響的昆蟲,所有的這些生物,一枝草一點露,在我族人記憶與經驗裡都是最聖潔珍貴之物。我們可以感受樹液在樹幹裡的流動,就像我們感覺血液在血管內的運行。我們是這個大地的一部分,而大地也是我們的一部分。香花是我們的姊妹,熊、鹿與巨鷹則是我們的兄弟。…當大地上所有的野牛都被屠殺殆盡,所有的野花皆被養殖馴化,當森林每一處秘密的角落都充斥著人類的氣味,每一座果實纍纍的山丘都佈滿了電線桿,這個大地會成為什麼樣子呢?叢林失蹤了,老鷹消失了,狩獵與馬匹不再有用,這是生活方式的終止,掙扎求生的開始。(Joseph Campbell1,1996:46)

臺灣的阿美族也有類似的觀念,他們認為:

大地有幾種「母親」,是絕對不可以傷害的,因為傷害了,就會傷害我們自己。這些母親是:土地、溪流或河川、高山、森林、草原、果實以及所有的母親。(田野資料)

近年來不斷發生的自然反撲以及全球氣候變遷造成對人類生存的重大影響,過去數世紀自詡文明與知識的創造與擁有者的西方,在不斷追求科技開發、高度經濟成長與資源耗費後,面對自然回應的:氣候變化、地球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洪水、旱災、土石流、空氣污染、水資源匱乏等災害時,對於自然土地無止盡的索求與獨占心態,是否要改弦更張?原住民族部落社會依賴尊重自然土地、低度消耗資源的生活方式與哲學,以及其擁有的多樣性自然及文化資產所延伸的想像與創意,是否可以向人類社會未來的願景提供一種可能的思維與方向?

過去被視為野蠻、落後的原住民族部落神話傳說及觀念,顯現與自然和諧的信仰模式、生產形態與土地資源搭配的結構、植物與醫藥配方的使用,甚至部落組織與人際關係,相較於現代掠奪性的資源開發、社會疏離緊張的關係,建構新的價值與知識系統,以適應新的環境,不同的知識均有其發揮作用的時機。

四、建立原住民族文學適應環境的模式

原住民族部落不曾有意識的考量「文學」究竟為何物,即使今人稱之為「口傳文學」或「民間文學」的神話、傳說、故事與民間歌謠等處處可聽聞於部落之間,它們卻是真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不是刻意區隔的領域。它們有的擁有神聖的意義而與祭儀有關,有的是部落歷史人物與事件的敘述,或者是人類與自然之間互動與情緒抒發的再現,或者是對於神靈與一切生命的歌誦祝禱,種種情境,都可以入於文學、關聯於文學。那樣淳樸、那樣真實,今人卻以為那樣不是文學。

英語的「文學」(literature)最早是指所有用文字寫下來的東西,甚至是指表達和形式具特色、與永久且普遍的人類關切有關的文字作品,譬如詩歌、小說、歷史、自傳和隨筆等。並非所有的好書都是文學,但是所有的文學都是佳品,其特點是有趣、有意義和行文優美等等(Grant﹐2005)。這是人類擁有了語言,甚至是書面語言以及成熟而豐富的文學表達傳統之後,才會如此定義與規範文學的內涵與形式;可是,只有自詡文明的民族才「擁有文學」嗎?按照許多人類學、民族學的調查研究發現,在我們眼中原始落後而沒有文字的民族或部落,其成員一生參與的文學創作、吟唱、搬演、講述的活動,其實比起現代人要多得多。葉潮說:

諸多藝術史家、文化人類學家的研究證明,詩歌是最早的文學樣式,是最古老的藝術品種之一。從可看作詩歌因素的、在勞動中發出的有節奏的呼聲,到在有節奏的呼聲中加入一些簡單語言而成的勞動歌(如相傳作於伏羲氏時代的《網罟歌》),到表現狩獵或採集等過程的原始歌謠(如相傳作於皇帝時代的《彈歌》),都顯示著詩歌的萌生和文化的初創是緊緊連在一起的。…最原始的藝術—詩歌、神話等,不僅養育了人類的精神活動,而且蘊含了人類全部的文化心理原型(1997:5~6)。

文面、文身、缺齒、母系、年齡階級、出草、會所、百歩蛇、陶壺、百合花、輪舞、花環、矮靈祭、飛魚祭、五年祭、獵祭、干欄建築等屬於台灣原住民族歷史文化的重要成份,在口傳文學中固然是不斷出現的意象,在作家文學中也是被再三強調的要素。這是不同於其他民族的記憶、經驗與情感,也是獨有的標示。這是必須要在原住民族文學歷史中強調的獨特母題。

五、追求心靈自主的工程

希伯來民族藉著集體記憶中的:神依據自己的形象造人、伊甸園、挪亞方舟、埃及奴役、摩西與十誡、嗎那、迦南美地、分開紅河奇蹟等敘說的次序與母題,強化該民族與耶和華「選民」的契約關係。史記、世本、國語等書記述的歷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等「文統」與「世系表」,也有類似的意圖。陳芳明對於葉石濤如何建構其「台灣文學史觀」有這樣的說法:

倘若戰後戒嚴體制的存在,可以視為再殖民(recolonization)的延伸,那麼,在再殖民的霸權陰影下,葉石濤的歷史書寫就不能單純當做他個人的寫作事業,而應該是具備了更為深沉的抵抗意義。這種抵抗,強烈帶有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的性格。他在以中華民族主義為取向的官方國族史盛行的年代,選擇書寫台灣文學史做為畢生追求的目標,顯然懷有重建文化主體的企圖。從這個觀點來看,葉石濤耗費半生的時光投注在浩大的歷史構思之上,無疑是象徵了受損受辱台灣社會裡潛藏的不滅意志(陳芳明,2002:48)。

原住民族多年來極力追求的民族自治,但見政治精英不斷強調土地空間、經濟資源、政治組織、權利分配事項等之必要性,在文化(包括習俗、歷史、文學、藝術、語言、教育等)層面之自我認識、自我覺醒與自我抉擇則鮮少著意。事實上,對於文化的自主掌握與堅持,才是民族得以掙脫束縛、獲得自由的憑藉。

六、嘗試原漢對話

由於相處於同一塊土地之上,同時張掛一幅象徵的旗幟,儘管原漢之間,爭奪、殺伐有之,亦或有處相同命運的情境,如面對更強大的外來者橫加的壓迫或統治、對於此一土地及其人民的傷害,如中國的外交孤立與國際勢力的刻意忽視,在某種特殊的氣氛的催促,原漢族群確實會凝聚在此一土地的名稱之下,但是卻必須細膩、妥善、耐心經營;畢竟昔日原漢族群之間存在的侵吞、掠奪、殺戮、歧視與同化,曾經是歷史脈絡的主軸,而謙讓、遷就、接納、尊重與合作,是群體接觸互動之際形成的旁枝,也是人性意圖超越低層的掠奪本能時,方能逐步發展的理性行為,必須經過學習方能期待。

文學是民族靈魂的具體呈現,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不同背景的民族在某一種環境相互接觸,必然會有一些積極或消極、良性或惡性的互動結果,集體的、個人的文學對於這種互動歷程以及其發展的趨勢,或多或少都會予以揭露;當兩者間存在一致的利益,則能建立相對較為和諧的關係,否則彼此間的關係必然緊張,而民族或族群間關係的和諧、緊張甚至衝突,勢必會在各類文學的表述中清楚顯現。

原漢民族在文化習俗的層面,確實存在一種差異,接觸初期不免因為陌生隔閡而有衝撞,而生存資源或利益的掌握爭取,也會影響民族之間的關係;3、4百年來原漢之間在台灣共同生活曾有的衝突、合作,就是圍繞在接觸/隔離、了解/隔閡、合作/衝突、欣賞/憎惡、尊重/歧視、分配/掠奪等順逆對立因子中不斷輪迴;當順勢的因子壓過逆勢的因子,則族群的關係轉趨和諧,反之就會漸趨緊張,而民族間的文學能否相遇,就建立在這種基礎之上。

參 小結

2007年由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原住民族權利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of Indigenous Peoples)第31條1款宣示:

原住民族有權維持、掌控、保存與發展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與傳統文化展現方式,以及展現其科學、技術與文化之權利,包括人體與基因資源、種子、醫藥、動植物特性知識、口述傳統、文學、設計、運動與傳統競技、視覺與藝術表演。

原住民族文學中呈現一種意圖展示主體性、顯現族群面貌的內容,同時清晰顯示民族集體的理想與需求,這種文學的內容就與漢族的文學創作者的作品間,存在壁壘分明的特質,譬如莫那能的詩歌〈燃燒〉說:

中國你來了,在我們的期待中,換下旗幟,我們以為正義會張開。

中國你來了,帶著挫敗和期待,退守到我們的土地上,想再奪回失去的座位。從日本人手中接掌,所有錢勢和財產。然後你對我說:你屬於中國,中國是你的母親。

…你說,你是我的兒女,應該感到幸福,然而從來,長江黃河的乳汁從未撫育我,長城的胳臂未曾庇護我,喜瑪拉雅山的高傲,也未曾消除我的自卑。那豐富的文字,未曾撫慰、紓解我幾百年來的創傷。(莫那能1989:38~58)

「中國」一詞指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及隨之而來的人民;這裡道岀一種真正的疏離與差距,長江、黃河、長城、喜瑪拉雅山是多少漢民思慕的地理座標,卻和臺灣的原住民相距遙遠,無法產生孺慕的情懷。

觀察現在已經出版的相關書籍,台灣各大學所講授的各類文學史大抵無法清楚描述原住民族文學的內涵與發展脈絡。世界原住民族共同的議題包含:語言文化習俗消亡/反消亡、同化/反同化、被殖民/抵殖民、邊陲/反邊陲、去中心、健康醫療警訊、土地遭到掠奪與佔用(財團、私人與國家)、還我土地、還我名稱、文化振興、政治參與、民族自治等議題,儘管部分問題已經獲得解決,如參政權、教育權等,但是還有非常嚴重的危機不斷衝擊原住民族自主生存的權益,如傳統領域土地的收回、自然主權的確保、民族自治實踐等等,這些都將是原住民族以文學對抗主流社會與國家時必然要高舉的旗子。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以「史綱」為名,表示它僅能呈現大概的內涵,無法進入各族群、部落內進行細膩的描述;這也不是「史綱」能做到,而要等待不同的專業人士各自深入理解與撰述。這部文學史綱仍在持續增補,它將與我未來的生涯、生活緊密關聯。

參考文獻

尼爾.格蘭特(喬和鳴等譯)。《文學的歷史》台北市:究竟,2005。

艾文.約瑟斐(賈士蘅譯)。(Alvin M. Josephy, Jr.)《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 》台北市:臺灣商務,2004。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市:麥田出版,2002。

莫那能。《美麗的稻穗》台中市:晨星出版社,1989。

連橫。《臺灣通史》台北市: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六版)。

葉潮。《文化視野中的詩歌》中國成都市:巴蜀書社,1997。

龔鵬程。《中國文學史》台北市:里仁書局,2009。

Campbell, Joseph(朱侃如譯),1995。《神話》。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



[1] 筆者於1990年曾於清大通識課程講授「原住民神話傳說」;繼於2001年在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講授「原住民文學」。

[2] 筆者曾執行下列專題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神話樹結構及其牽涉層面」(NSC96-2411-H-326-001-MY2)、「台灣原住民族土地與口傳文學關聯研究」(NSC95-2411-H-326-001)、「原住民族文學發展歷程研究」(NSC93-2411-H-133-002)、「阿美族群神話內涵差異研究」(91-2411H-133-002)、「東賽德克群口傳文學與社會變遷關係研究」(90-2411-H-133-006)、「台東卑南族口傳文學及其文化關聯研究」、「台灣原住民中部族群神話與文化關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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