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薦】歷史機遇與信仰溯源 從巴達維亞檔案看17世紀台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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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3/08/23

 

林昌華(七星中會和平島教會牧師)

 

17世紀台灣教會史料歸台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和印尼的國家檔案館經過一段時間的接洽和交涉之後,終於達成共識,讓17世紀的台灣教會史料歸國展覽,並提供給原民會利用。

此次的接洽獲致兩個重要的成果。第一,就是印尼的國家檔案館將所有史料共計673頁掃描製成光碟,贈予原民會使用;第二,將手稿部分原件借予原民會展覽。根據原民會的安排,這些歸返台灣的手稿將從5月21日於原民會展示廳展覽至6月21日,接下來在7月1日轉往位於屏東縣瑪家鄉的原民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展覽。由於筆者參與此次展覽和研究計畫,並且提供部分個人研究成果作為展覽之用,因此撰寫文章介紹,希望我教會信徒了解這個同屬加爾文信仰傳統的荷蘭教會,以及台灣教會源起階段的歷史故事。

 

為何台灣教會檔案出現於印尼?

166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與鄭成功簽訂投降條約,結束在台灣的統治。條約第8條規定,所有檔案可以移至當時東印度公司的亞洲總部印尼巴達維亞(即今日的雅加達),於是所有熱蘭遮城內的檔案──由於大員教會在熱蘭遮城內,因此也包括教會檔案──就搬運到巴達維亞的檔案館收藏。

這些台灣教會檔案搬往巴達維亞後是被如何收藏,目前不明。但是,後來陸續有些史料被學者發現而出版,最早出現的資料是1650年服務於法波蘭教會(Favorlang)的哈伯宜牧師(Gilbert Happart)所編撰的《法波蘭語辭典》手稿(Woorden Boek der Favorlang Taal),學者抄寫這批資料後,先後在1840年和1842年以荷蘭文和英文的版本出版。

此後,台灣教會史料又再沉潛了一百年。直到20世紀中葉,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教授於巴達維亞地方檔案館(印尼國家檔案館前身)找到一份〈1659年10月,教會與學校視察報告書〉,後來日本荷蘭史學者中村孝志教授也曾經前往這個檔案館,嘗試翻找教會相關檔案,但卻無所獲。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印尼獨立,巴達維亞回復荷蘭統治前的名稱「雅加達」,失去殖民地的荷蘭本國由於戰後百廢待舉,因此沒有將檔案搬運回國。印尼落入蘇哈托獨裁統治,印尼學者根本無從進入檔案館進行研究,更罔論外國人,因此台灣教會史料再度沉寂了半世紀。

直到2002年,荷蘭檔案館員與印尼國家檔案館合作,進行全面性調查,發現完整的台灣教會史料。於是,荷蘭檔案館員將整份史料完整複印寄往荷蘭來登大學(Universiteit  Leiden),恰巧當時筆者正在來登大學就讀,以17世紀的台灣教會史進行研究,因此此份完整的手稿便來到筆者手中。而後來筆者也以這批資料先後發表了數篇論文。以下,謹就17世紀史料類型、和這批新史料的價值作簡短的分析如下:

 

17世紀台灣教會史料綜覽

關於17世紀的台灣教會歷史,綜觀台灣目前可以使用的史料有甘為霖牧師翻譯的荷蘭文史料集《荷蘭統治下的台灣》、淺井惠倫的《基督教信條集》( ‘t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村上直次郎編譯的西拉雅詞彙《新港文書》、1839年翻譯的《法波蘭辭典》,以及大衛萊特(David Wright)和達波(Dapper)關於17世紀西拉雅族風俗習慣的紀錄。另外,在台灣4個研究機構或圖書館,包括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國立台灣圖書館(中和分館)、台灣大學圖書館和吳三連台灣史料中心等處,收藏有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手稿史料的微卷;和這些數萬片的手稿資料相比,2002年發現的教會史料並不算多,但是,如果將這些新史料配合既有的資料,就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歷史面貌。譬如說,先前我們知道荷蘭人在西拉雅和華武壟族的所在地設有教會,因此可以了解這兩族的部分情況,但是荷蘭人派往基隆、淡水巴賽族傳教的情況,是記載於這批史料當中,由此可見它的歷史價值。

先前整理出版的教會史料,是荷蘭學者在阿姆斯特丹和海牙檔案館從龐雜的史料堆中過濾、蒐集、整理之後的成果。而2002年出現的史料,是一批完整且集中的資料,實在非常難得,也是研究教會歷史學者最大的幫助。日治時期編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的台北帝國大學學者村上直次郎教授曾經前往巴達維亞尋找教會史料,但是只找到零星的一、兩篇,所以這樣整批出現的史料集意義更為深遠。

從史料的時間分布來看,巴達維亞檔案集中在1643年之後,這也可以補充既有史料集中在1643年以前的情況,讓教會史料觸及的時間點更為平均分布。然而,這批史料也有其缺憾,那就是保存不良造成的影響。儘管這批史料算是印尼國立檔案館中,保存情況較為理想的檔案資料,但是部份史料仍因保存地點潮濕,致使原件的墨水暈染模糊,增加解讀上的難度,也是研究者最大的挑戰。

 

檔案內容大要:

這批史料在檔案館的編號分別是:4450、4451、4043。而檔案的內容分為三類:

第一類,往來書信(Briefwisseling van de Kerkenraed van Tayouan):大員小會(Tayouan Kerkenraed)在1642年3月23日至1660年3月4日間,與巴達維亞小會、阿姆斯特丹中會( Classis van Amsterdam)、威爾希蘭中會(Classis van Walheren)以及台灣長官(gouverneur van Taiwan)的往來書信。

第二類,決議錄:收錄1643年10月5日至1649年6月的大員小會決議錄(Resolutie van de Kerkenraed van Tayouan)。

第三類,商業文書:1662和1663年商業簿記(het Negotieboek)的摘錄。

這批史料的研究價值

這批資料具有三方面的研究價值,首先這些資料是十七世紀台灣教會的史料,因此對於研究台灣教會歷史的人來說,這些大員小會的決議錄以及往來的書信是重要的史料。因為在這些史料當中解決了先前無法解釋的一些問題,例如:有關尤羅伯牧師所設立的蕭壟小會的存廢問題,就可以在第七次的決議錄當中看到解答。

其次,由於荷蘭人當中和原住民最直接接觸的人就是神職人員,因此藉著教會的決議錄和往來書信,就可以看見當時台灣社會的狀況。例如:馬可馬修士在1655年以後撰寫的〈淡水•基隆教務報告書〉當中,可以見到當時荷蘭人、巴賽人(當時北部的原住民族)以及華人間的互動關係。

另外,我們可以藉此了解,當時的台灣在歐亞網路環節上的優越地位。從書信往來的對象,可以了解當時台灣和歐洲、東印度之間往來的情況。這提醒我們,當時的台灣是歐亞網路環節中的一個重要據點,這是了解17世紀台灣歷史的重要觀點。如果從聯繫網路的角度來看,可以簡單分成歐亞關係,以及亞洲各個據點之間的關係。目前研究大多專注在歐亞關係的角度,至於第二種角度,也就是亞洲間的關係,較多集中在與中國和日本的貿易關係上,至於台灣與東南亞的研究尚屬一個值得研究的領域。

當時來到台灣的傳教師大部分都有待在東南亞國家的經驗,這個經驗是否會影響到他們對台灣原住民的認知,譬如:在華武壟族服務的花德烈牧師(Jacobus Vertrecht)來台以前,曾在生產肉豆蔻的班達島上服務一段時間。他的班達經驗是否影響他在台灣的工作,這是值得研究的議題。

就建構台灣神學的意義面而言,因為荷蘭傳道人的努力,不僅讓我們了解17世紀台灣社會的族群關係與風俗習慣,也了解基督教信仰與當時台灣社會對話的過程與結果,這種經驗正是建構台灣神學的基礎,所以也是一個信仰尋根的歷程。

 

 

歷史機遇──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巴達維亞檔案重現台灣特展

5月21日~6月21日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一樓展示廳(台北市重慶北路2段172號)

7月1日~8月15日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04號)

 

 

※本文原出處為《台灣教會公報》,特別感謝林昌華牧師授權本電子報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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