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推薦】有關台灣的荷文史料介紹─兼述曹永和著《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引用之荷文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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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 2013/08/23

 

有關台灣的荷文史料介紹─兼述曹永和著《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引用之荷文史料[1]

Chin-shi Taiwan Lu-pi mau-I khau(An Investigation on Formosa Deerskin Trade during Early Modern Period):Introduce its Dutch archival source and literatures

林昌華

中文摘要:

《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完成於1951年7月,是國人研究荷治時期臺灣歷史的第一篇論文,也是曹永和院士的第一本學術論文著作。所討論的主軸是「鹿皮貿易」,但是作者的目的卻不僅止於此,而是以「鹿皮貿易」這個議題作媒介,來討論臺灣開發歷史,以及臺灣在東亞貿易網絡當中的角色與地位。本書總共分成3章,分別以3個不同的角度和面貌來討論鹿皮貿易:第一章,從時間和貿易數量的角度鹿皮貿易的歷史;第2章,以從鹿群獵捕者的變遷來討論臺灣的開發過程;第3章,以鹿皮作為國際貿易的標的來討論船舶的形式、海商、貿易網路,以及日本市場等國際貿易的重要議題。

曹院士舊著新刊的作品顯示20世紀中葉以致於1990年代初期,臺灣所能徵引的荷蘭史料和文獻的大致面貌,然而近20年來,臺灣在荷文史料的抄寫和翻譯出版進步的情況,是個相當值得為文介紹的發展。除此之外,經由江樹生先生的協助之下,臺灣購進3套荷蘭文微卷史料,這些檔案從購入直到現在,尚未有人作進一步的分析和研究,筆者希望作一簡單的介紹。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並不侷限於《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的文本和參考資料,而是希望以本書為起頭,除了討論本書所徵引的荷蘭史料和文獻外,也將觸角擴及曹院士在後來所發表有關荷蘭時期研究的史料和文獻的數篇文章。由於篇幅有限,筆者的討論以補充先前未提及者為主;最後介紹晚近出版英文和荷蘭文的史料與文獻,以及目前在臺灣的機構或個人所收藏,未經整理研究的荷蘭檔案。

中文關鍵詞:

東印度公司、鹿皮貿易、史料、文獻、微卷。

Abstract:

Chin-shi Taiwan Lu-pi mau-I khau (An Investigation on Formosa Deerskin Trade during Early Modern Period) was written by Ts’ao Jung-ho in July, 1951. This article is the very first article written by a Taiwanese historian to tackle Dutch period history during 17th century. This is also the first fruit of Prof. Ts’ao Jing-ho’s academic pursue, despite published not until recently. This book is focus on ‘deerskin trade’ however the writer’s intention was not limited by this limited aspect, extended his argument from ‘deerskin trade’ to the history of Taiwan exploitation, as well as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aiwan in East Asia trade framework. Ts’ao Jung-ho’s book is an interesting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or Taiwan history research; however what kind of Dutch source this book consulted is also an interesting subject of which my article is pursuing.

Prof. Ts’ao Jung-ho’s book reveals the Dutch sources of which a Taiwanese historian able to consult before 1990s. However, in recent 20 years, thanks to 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of numerous Dutch sources, Taiwan historian obtains a broader footing for their research. This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Dutch source increasing is worthy of making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Furthermore, 3 volumes of microfilm of VOC documents bought in by three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es are significant, however relatively neglected source due to linguistic obstacle, would be discuss in this article.

My article is not a rigorous research article which requires such as research question and proposal, however my endeavor i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from religious history perspective, hope to sketch a picture of how Dutch material was used in Ts’ao Jung-ho’s book.

 

Key words:

VOC. Dutch source, deerskin trade, archives, microfilm

 

一、前言:

《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完成於1951年7月,是國人研究荷治時期臺灣歷史的第一篇論文,也是曹永和院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在這篇長文完成之後隔年,作者又寫完另一篇名為〈明代台灣漁業志略〉[1]的17世紀海洋史作品,是鹿皮貿易研究的副產品[2]。兩篇文章內容除了探討台灣島內的開發以及海上貿易史的問題;也可以看成是作者自修古荷蘭文的成果,並且首度使用中文進行歷史書寫。而促成曹院士進入早期台灣史研究的動機,他在訪談錄中表示:「我想日本人已經回去,以後就要靠台灣人自己作研究」。[3]然而,當時學術界對台灣歷史的研究,主要都是以清朝作為開發史的起點[4]。因此,在受到日本師長學者著作的啟導之下,曹院士以17世紀的鹿皮貿易和鯔魚撈捕產業作為學術研究的敲門磚。

由於本書的目標就是接續日本人建立的研究傳統,進行臺灣史的書寫,因此一開始就擺脫戰後初期流行的鄉土傳說介紹,或是逸事典故探索的民俗寫作模式。儘管在語言的轉換上,曾經遭遇不少問題,以至於本書延遲到六十一年後(2011年)才問世;然而整部著作的眼界卻有其恢宏高遠之處。本書是臺灣人的第一本17世紀臺灣史研究初步成果,而在當時壓抑和封閉的時代環境下,本書所徵引的史料和文獻,確實有其可觀之處。

二、分析《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所引用的荷蘭史料

《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所討論的主軸是「鹿皮貿易」,但是作者的目的卻不僅止於此,而是以「鹿皮貿易」這個議題作媒介,來討論臺灣開發歷史,以及臺灣在東亞貿易網絡當中的角色與地位。本書總共分成3章,分別以3個不同的角度和面貌來討論鹿皮貿易:第一章,從時間和貿易數量的角度鹿皮貿易的歷史;第2章,以從鹿群獵捕者的變遷來討論臺灣的開發過程;第3章,以鹿皮作為國際貿易的標的來討論船舶的形式、海商、貿易網路,以及日本市場等國際貿易的重要議題。

由於筆者所學的專業所限,因此本文將以基督教史史料的角度來介紹荷蘭文史料和文獻,因此本文所討論的內容並不侷限於《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的文本和參考資料,而是希望以本書為起頭,除了討論本書所徵引的荷蘭史料和文獻外,也將觸角擴及曹院士在後來所發表有關荷蘭時期研究的史料和文獻的數篇文章。由於篇幅有限,筆者的討論以補充先前未提及者為主;最後介紹晚近出版英文和荷蘭文的史料與文獻,以及目前在臺灣的機構或個人所收藏,未經整理研究的荷蘭檔案[5]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統治和發展,已經有很多研究成果,特別是近20年來,許多荷蘭、西班牙文史料和文獻先後翻譯為英文和中文出版,提供現今學者更多素材來進行17世紀臺灣歷史的研究。原先語言的隔閡似乎不再是問題,儘管研究者倚賴以及受限於翻譯史料的問題始終存在。在史料數量增加的情況下,許多17世紀臺灣歷史研究的議題和可能性也逐漸浮現。對比於《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撰寫時,史料有限的困窘情況,這實在是長足的進步。但是如果要據此宣稱,17世紀臺灣歷史研究的史料已經完備,似乎還樂觀得太早。從史料的角度來看,對比於尚未整理翻譯至少有25000頁的手稿史料,已經抄寫、翻譯完成的史料實在是不成比例,因此17世紀的臺灣史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雖然在新近修訂的過程中參考少量近10年出版的史料;但是檢視文本或附註的參考書目會發現,本書所參考的英文或荷蘭文史料,反映出那個時代所能徵引的史料和文獻。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村上直次郎教授所編譯的荷蘭文史料,日文與英文譯本的《巴達維亞城日誌》關於臺灣的部分Dagh-Register Gehouden int Casteel Batavia[6]、荷治時期臺灣末代長官Frederick Coyett和同僚所撰寫的《被貽誤的臺灣》’t Verwaerloosde Formosa、19世紀末荷蘭的東印度教會歷史學者Jacob Anne Grothe所編撰的《早期荷蘭傳教史史料集》Archief voor geschiedenis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以及英國長老教會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選譯編撰的《荷蘭統治下的臺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 以及Pieter van Dam Stapel 的《東印度公司誌》Beschryvinge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除了史料彙編以外,在文獻方面使用了Willy A. Ginsel在Leiden大學的博士論文《改革宗教會在臺灣,或東印度公司統治下商業教會的命運》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Compagnie 以及Francois Valentijn 的《新舊東印度誌》Oude en Nieuw Oost-Indieen: Vervattende een naukeurige en uitvooerigeverhandelinge van Nederlandsmogentheyd in die geweesten 相關的討論如下:

 

《巴達維亞城日記》和《荷屬東印度基督教史料集》Bouwstoffen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Protestansche kerk in Nederlandsche-Indiee

《巴達維亞城日記》是日本學者村上直次郎博士翻譯的重要力作,是《熱蘭遮城日誌》出版以前,研究荷蘭在臺灣的統治和貿易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關於本書的成書經過以及書中的內容請參考〈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7]。而中文版的《巴達維亞城日記》分別由郭輝和程大學分別在1970年(第1、2冊),以及1990年(第3冊)分別先後出版[8],目前這3本書很容易找到,因此筆者不在此做進一步的討論;由於筆者主要研究基督教史,因此在此介紹另外一套性質和《巴達維亞城日記》相當接近,內容卻是以基督教會相關史料為主的《荷屬東印度基督教史料集》。本書共有3卷,分別於1927年和1929年出版。當中的第1、2卷是以巴達維亞以及相關的教會為主,而第3卷則是以班達地區教會的史料為主,並且史料收錄的時間是在1670年以後,與台灣沒有很大的關係,因此筆者不打算介紹第3卷。至於前兩卷應該取名為「決議錄集」才是。而關於決議錄的部分,可以分為兩種,亦即「17人董事會決議錄」以及「巴達維亞小會決議錄」。

第1卷為書名《巴達維亞小會決議錄》het resolutie van den kerkenraad te Batavia van Anno. 1620-1645。本書是荷蘭東印度公司「17人董事會」關於東印度教會事務的決議錄,收錄的時間由1603年(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後次年)到1671年為止。這個決議錄的內容偏向於政策性問題的討論,例如:在1605年3月的決議錄當中,討論如何訓練學生讀神學院,以便將來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東亞地區傳教人員。1621年7月的決議錄當中討論,派遣安汶的孩童前來荷蘭接受神學教育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可以和後來甘治士牧師或尤羅伯所就讀的華留士學院以及甘治士請求公司派遣台灣孩童留學荷蘭的問題接軌討論。由於17人董事會並不是每次開會都會討論東印度教會的政策制訂,因此收錄的史料也相對較少,只有80頁。董事會決議錄之後,就是「巴達維亞小會決議錄」,本書從「巴達維亞小會」是在設置的1620年起開始紀錄,內容為該小會的決議錄。

第2卷書名為《巴達維亞小會教會史料》Kerkelijke acten van de Consistorie van Batavia, 1646-1665。雖然第1卷和第2卷的名稱並不相同,但是史料的內容都是巴達維亞小會的決議錄。「巴達維亞小會」這個名稱向來受到學界的混用,有必要在此作一些釐清:「巴達維亞小會」有人稱為「巴達維亞宗務院」,也有人稱為「巴達維亞教會評議會」,這些名稱都不正確。因為巴達維亞小會(Kerkenraed與Consistory同義),是在改革宗教會或長老教會,中會小會體制的一環,是教會組織當中最基本的單位。巴達維亞小會決議錄編有詳細的人名索引,這是研究東印度教會或是台灣基督教會歷史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為只要17世紀在東印度或台灣服務的宣教師,都可以在決議錄當中看到相關的決議資料,這是研究17世紀臺灣教會歷史重要的原始參考資料資料之一。

 

《荷蘭早期傳教史料集》和《荷蘭統治下的臺灣》

史料彙編的數本圖書當中,Grothe 的《早期荷蘭傳教史料集》Archief voor geschiedenis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和甘為霖《荷蘭統治下的臺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 的差別在於荷文與英文的相異,以及史料排列順序的不同[9]。除此之外,甘為霖所收的資料要比Grothe 的多一篇,那就是1662年逃離臺灣的牧師Rev. Joannes Kruyf 寫給P. Baldaeus牧師的書信[10]。顯然甘為霖牧師是從別的史料翻譯而來,只是他並沒有註明這份史料的原始出處,因此來源不明。

除此之外,另外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甘為霖《荷蘭統治下的臺灣》中第118件的史料,名稱為〈大員教會圖書館所發現的圖書目錄〉[11]。當中收羅的圖書大部分為拉丁文著作,少部分為荷蘭文的作品。除了神學作品外,也蒐集了教育學、哲學、地理學、歷史學和醫學等著作,是相當值得進一步研究的主題。事實上這些圖書是以120鐳(Reals)購自Junius 牧師的私人藏書。[12]因為這些圖書目錄之後,有購買金額的紀錄[13]。但是值得注意的是,Grothe在抄寫這個圖書目錄時,大約只抄寫一半的書目,因為另外還有數頁的拉丁文圖書並沒有收入圖書目錄裡。這些拉丁文的圖書是以大小本排列,共有120本,計有對開本38本、4開本36本、8開本37本、16開本9本。至於這些圖書的內容需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受到甘為霖牧師編譯出版的《荷蘭統治下的臺灣》影響,大家都會注意到Grothe的史料集第3、4冊都是臺灣相關史料。而臺灣圖書館所收藏的Grothe著作也是這兩本,這實在是相當可惜。事實上,第1冊和第2冊是收錄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和荷蘭各地教會中會(Classis)和大會(Synod)議事錄中與東印度相關的資料。例如在第2冊當中阿姆斯特丹中會的相關史料,就有數篇在臺灣服務傳教士寫給中會的書信,而這些書信並沒有收入第3、4冊裡,而成為臺灣史料的漏網之魚。最後還要提出來的一點,就是當時曹院士的書架上也有Grothe著作,只是這並不是19世紀末,荷蘭的書店所出版原來的圖書,而是曹院士一個字一個字抄寫打字而成的打字版本。根據當時曹院士告訴筆者,花費這些時間打字的目的,除了省卻借書往來的麻煩以外,也可以透過抄寫來學習17世紀的荷蘭文。筆者認為,這實在是學習荷蘭文的一個妙法。

 

《被貽誤的臺灣》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再來是《被貽誤的臺灣》,本書的編撰和重印過程,曹院士已經做了詳盡的討論[14]。筆者在此處稍作補充。目前臺灣圖書館的館藏是1675年哥德體字版,有書籍和微卷兩種版本。然而,當時出版的文字對現今大多數的讀者來講,幾乎和閱讀原始手稿差不多。因此,1991年荷蘭的出版社重新以現今的印刷體重新出版,編寫者為G. C. Molewijk[15]。本書除了本文與原始版本完全相同外,編寫者也加上附註、參考書目,以及人名和船名的精簡索引。對於讀者的助益相當大。除此之外,原始版本使用相當多的拉丁文格言或荷蘭諺語,編寫者將這些文字翻譯成現代荷蘭文容易理解的文字。因此,本書幾乎可以取代1675年所出版的原始版本。

 

《東印度公司誌》Beschrijvinge ve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東印度公司誌》是一套4大冊的史料集,前3冊根據曹院士的介紹如下:「這一部書撰者Pieter van Dam(1621-1706)於十七世紀末年曾任東印度公司的貿易長官,受公司董事委囑,利用各項公司的祕密書類,經過八年的歲月,編撰這一部書,成書於十八世紀初年。因為編得很好,所以公司存在的期間,供作為公司重要資料,是對外非公開的密件。所以僅有稿本,而到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五四年始由F.W Stapel等校注收於《國家史料叢刊》(Rijks Geschiedkundige Pullicatien)印行」。[16]

然而在這個簡介當中並沒有提及第4冊的內容,或許因為這冊是以宗教史為主,再加上內容看起來似乎沒有與臺灣教會相關的史料,所以沒有進一步介紹。事實上,臺灣教會的史料是分散在不同的資料當中,因為在來台的28位傳教師中[17],有25位可以在《東印度公司誌》第4冊的索引當中找到,所以儘管沒有單獨的文獻是專指臺灣的教會,然而從散佈各處的傳教士資料,仍然可以拼湊出臺灣教會的面貌。

嚴格來講,第4冊算是史料集。因為本書共有306頁,但是作者所撰寫的本文的部分只佔了58頁,扣掉序言和附註,其餘的將近240頁都是附錄。而附錄所蒐羅的史料類型相當多元,從契約書、指令、書信、決議錄等,幾乎東印度公司的史料類型都包括在內。

本書所收錄的史料有58件,加上增補的6件,共有64件。最早為1606年東印度公司和Leiden 大學神學生Henricus Slatius簽訂的契約書。而最晚的一件是1681年,東印度董事會寫給東印度總督的書信[18]。因此,本書可以說是一本以17世紀東印度教會為主的史料集。由書裡所收錄的史料,可以瞭解17世紀東印度公司對傳教政策的變遷。而研究者也能藉由這些史料瞭解公司和教會當局運作的大致面貌。然而,本書有一個最大的缺憾,那就是本書在編排時,總共有19件是只有檔案名稱但沒有內容[19],編者會註明該文件可以在哪本已經出版著作的頁次中找到。可能是編者認為,已經出版的史料就不需再收入。儘管編者以附加檢索的方式作為補救措施,但是對於不容易找到荷蘭著作的臺灣讀者來講,這個作法實在帶來許多不便。

 

《改革宗教會在臺灣,或東印度公司統治下商業教會的命運,1627-1662》De Gereformeerde Kerk op Formosa of de lotgevallen eener handelskerk onder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這是Willy A. Ginsel在 Leiden大學神學博士論文。論文總共128頁,分為6章:第1章,Georgius Candidius(1627-1631)牧師在台灣開創教會的過程;第2章,Robertus Junius(1629-1643)擴張在台灣的宣教工作;第3章,台灣宣教工作的繼續擴展(1643-1662);第4章,台灣的宗教教育;第5章,教會的政治角色;第6章;荷蘭在台灣所設教會的終結。正如曹院士提及本書的重要性在於作者「充分利用檔案,對荷蘭時代的傳教有翔實的考究[20]」。本論文的第一、二章以及第四章已經由翁佳音和林偉盛翻譯成中文。發表於《臺灣風物》與《台灣文獻》[21]

由於本書的作者在撰寫本論文時,直接到檔案館參考原始手稿,因此所參考的部分資料是Grothe所沒有收錄的史料,因此算是研究17世紀台灣教會歷史的重要參考資料。至於作者所參考的史料,有以下諸項目:1、由臺灣寄往巴達維亞的書信、報告書以及日誌等資料;2、由巴達維亞寄往臺灣的書信和命令;3、海牙檔案館所藏的「收到文書」overgekomen brieven en papieren;4、由17人董事會寄給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的書信;5、阿姆斯特丹中會史料檔案,包括大員小會(Tayouan Consistory)寄給阿姆斯特丹中會書信、Robertus Junius的書信等。總計引用自Grothe 史料集以外的史料共有119個項目,可以瞭解這本博士論文的份量。

總體來說,本書可算是研究17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宣教工作的經典。但是從本書的出版到現在已經有80年的時間,在這段時間當中已經有很多17世紀的相關史料出現,如今該是以新出現的史料重新做研究的時刻了。

 

《新舊東印度誌》Oud en Nieuw Oostindiee

《新舊東印度誌》是18世紀的荷蘭牧師Francois Valentijn(1666-1727)[22] 所編撰關於東印度百科全書式的紀錄。本書當中關於臺灣的詳細資料,曹院士已經做了詳盡的介紹[23],加上臺灣的相關資料已經由甘為霖牧師翻譯成英文,收錄於《荷蘭統治下的臺灣》一書中,因此不再贅言。

 

三、荷蘭史料介紹和分析

從1978年起,曹院士陸續發表數篇文章,內容介紹與探討探討荷治時期的相關史料、文獻與研究的發展[24],這些文章收入《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當中[25]。分析這些已經出版的論文,就可以瞭解在公元2000年以前,研究17世紀臺灣歷史的史料與文獻狀況的梗概。除了分析曹院士的討論內容,筆者也將從另外一個角度,亦即東印度公司的組織結構與史料間的關係來討論史料的問題。

嚴格來講,17世紀臺灣歷史的研究資源,可以從4個角度來看,那就是:未刊行手稿史料、已刊行原始史料、荷蘭文文獻、以及他語文獻。前兩者是指未經整理過的史料,本身保存原來的功能類型,例如報告書、決議錄等;荷蘭文文獻,是指以荷蘭文所撰寫的研究成果,而他語文獻是指其他語言對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研究論著。曹老師早在《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當中已經作了這樣的分類,筆者只是跟隨他的分類方式而已[26]。由於篇幅所限,僅以未刊行史料和已刊行史料來做介紹。

1、未刊行手稿史料

未刊行史料當中最重要的首推海牙國立總檔案館(‘t Algemeen Rijksarchief)

當中,殖民地檔案(Koloniaal Archief)所收藏的「收到文書」(de overgekomen Brieven en Papieren ter kamer Amsterdam)。這個檔案類型所收藏的書信大約有25,000張左右[27]。這批史料的目錄於1989年「中美荷日公藏臺灣史檔案手稿資料之蒐集、整理與聯合目錄之編製及殖民地時期臺灣歷史合作研究」計畫當中,由江樹生先生將所有關於臺灣的史料目錄抄錄編輯成冊[28],臺灣也有收藏這批史料的微卷。

台灣目前有四個機構收藏17世紀荷蘭或台灣歷史檔案微卷史料: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台灣大學圖書館、國立臺灣圖書館(前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和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只是這4個機構的館藏是否相同;如果不同,相異又在哪裡,筆者希望將來能夠做詳細的研究,釐清這個問題。

由於時間的限制,筆者僅就臺灣圖書館所收藏的荷蘭文手稿檔案進行分析和介紹。臺灣圖書館所收藏的荷蘭檔案有兩大類,一是東印度公司17人董事會的決議錄,收錄的時間從1602年開始,到1796年東印度公司解散為止,這個微縮片購自澳洲坎培拉國家圖書館。而東印度公司與臺灣相關檔案微卷,則是購自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收藏的檔案。

董事會史料每個微縮片可容納49張資料,而每張資料有2頁,所以每一張微縮片收有98頁的史料。而從1623年到1665年總共有42張微縮片,理論上說應當有4116頁的董事會決議錄可供檢索。只是在這當中,1656年微縮片只有一個月,而1657到1663年的決議錄沒有在微縮片當中,這可能是檔案消失,或者是當時沒有拍攝那段時間的檔案資料,實際情況如何目前不明。

17人董事會是由東印度公司所屬的6個商部根據投資比例各派代表[29],共17位組成[30]。然而,在實際運作上卻是由董事會成員所組成的幾個委員會依照委員會的功能進行。在此稍微介紹一下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組織下委員會的功能(委員會的安排並沒有在1602年的特許證書上註明,但是各委員會有其分工)。在17世紀時,董事會每年至少有3次以上的集會,而每次至少一週以上;董事會下依照功能分成下列委員會:一個委員會負責年度營運狀況的報告;一個委員會負責參與和管控每次東印度回荷貨品的拍賣事宜;一個委員會負責監督各商部的會計事務;一個委員會負責閱讀東印度寄來的報告書,並研討做成政策制訂的依據。由於這個委員會的重要性意義,因此4名來自阿姆斯特丹商部、2名來自西蘭商部、另外一位來自其餘的小商部。而這個委員會集會於海牙,因此稱為海牙事務委員會(Haag Besogne);秘密委員會(secrete commissie)則是負責戰爭相關事務[31]

由於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是該公司最高決策單位,而台灣只是該公司統治之下的一個小地區而已,所以該份史料的內容直接和台灣相關的資料可能不多;但是目前所見,有些臺灣的重要議題也曾在董事會中討論過。例如:在1626年8月份的會議記錄中,討論荷蘭設立於大員的城堡命名為熱蘭遮城的過程。東印度地區的統治單位原本建議命名為「普羅文遮城」,這個提議在會議中被否決,董事會決定並命令大員島上荷蘭城堡的名稱為「熱蘭遮城」,以此定案。但是東印度地區的統治機構並不死心,所以荷蘭建造的第二座城堡便以「普羅文遮城」來命名。

除了臺灣圖書館收藏董事會的微縮片(microfiche)以外,臺灣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以及台灣大學圖書館也收藏有荷蘭檔案的微縮影片(microfilm)。這個微縮影片所收藏的史料有「 東印度公司檔案」與 「特別檔案」兩種。當中「東印度公司檔案」包括:收到文書、巴達維亞外寄文書、東印度地區商館相關檔案、日本商館檔案、國會檔案館地圖集;而 特別檔案則是個人收藏文書史料,包括:Sweer 檔案、van Vliet 和Specx檔案[32]。在這當中,中研院台史所收有,巴達維亞外寄文書(Batavia uitgaan briefboek)以及海牙檔案館的收到書信與文書(Overgekomen brieven en papieren),吳三連史料基金會除了前述的兩批資料外,另外還有Sweer 的史料。在這當中,臺灣圖書館所收錄的微卷共有19卷,收錄的時間從1624年開始,到1664年結束,前後有40年的時間。這是研究17世紀臺灣歷史最主要的參考資料之一;然而在使用微卷檔案時,有個相當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微卷史料所顯示的編號是「殖民地文書編號」(Kolonial Archief),這和後來海牙檔案館將東印度公司相關史料以「聯合東印度公司」(VOC)所做的編號不同。這個問題,希望將來臺灣收藏荷蘭檔案微卷的單位能夠購置「東印度公司編號」(VOC)和「殖民地文書編號」(KA)的對照表。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除了海牙檔案館以外,另外印尼雅加達的國立檔案館(Arsip Negara, Djakarta)由於戰前荷治時期名稱為巴達維亞地方檔案館(‘s Lands Archief te Batavia),因此也收藏有荷蘭檔案;然而1980年以前,只知道收藏有《巴達維亞城日記》以及《巴達維亞決議錄》,至於其他史料的館藏情況不明[33]。但是這個情況在2002年有了很大的改變。至於印度和錫蘭(今斯里蘭卡)所收藏的荷蘭檔案史料,至今情況不明。

2001年5月1日起到隔年的3月15日止,荷蘭的兩位檔案館員Louisa Balk, Frans van Dijk和15名印尼國立檔案館員合作,整理紀錄印尼檔案館內所收藏的荷蘭史料,並為這些檔案資料編製目錄。所整理的資料從1612年開始到1811年止,並將這些資料當中的東印度總督和評議會的相關史料編成目錄,共收錄4536個項目[34]。只是印尼檔案館為東印度公司檔案所編製的檔案號碼,並非荷蘭檔案館當中東印度公司檔案的VOC文書編號,對研究者造成不便。

儘管此處是印尼的國立檔案館,但是這裡並沒有完整收錄東印度各地的檔案資料,而該館所收藏的史料類型,反映出該地在17、18世紀時,作為東印度公司亞洲總部的特色[35]。簡單來講,這個檔案館所收藏的文書有決議錄(包括總督和評議會,以及各委員會的決議錄)(1-2247)、公告書(2248-2456)巴達維亞城日記(2457-2635)、往來書信(2636-4536)。在這個當中,臺灣相關的資料收錄於4043(1662─1663年的貿易帳簿) 以及4450-4451號是17世紀教會相關史料,內容有大員小會的決議錄(1643-1649年);以及往來書信(1642-1660年),共有200筆史料,數量約有500頁。印尼國立檔案館所找到的臺灣教會手稿史料內容,筆者以「往來書信」的前4封信的內容大要,來做簡單的介紹:

第1封信寫於1642年1月23日,由荷蘭密德堡中會(Middelburg)寄給在台灣服務牧師的書信(應該是Rev. Junius,因為當時在台灣服事的牧師只有他一位),在書信當中勸告本來打算返回荷蘭的尤羅伯牧師打消回國的念頭,因為他已經在台灣建立了教會相當穩固的基礎,就算有新的牧者可以接替,也應該等到這位新人熟習當地的語言和風俗習慣之後才能離開。

第2封信是1642年7月9日,由巴達維亞小會寫給在台灣服事牧師的書信,這封書信算是針對去年10月和當年3月份尤羅伯和巴非斯(Rev. Bavius)所寫三封書信的回信。書信首先就其所言在台灣福音的大門已經打開,許多的異教徒已經開始丟棄其信仰之事表達欣慰,同時卻也質疑為何異教徒的宗教信仰可以被容忍到這個時候?

書信進一步表示,希望台灣的宣教榮景能夠持續下去,而不要像摩鹿加群島的安汶島的情況一樣,由最初的熱烈接受福音,到中途的低落以至於到最後的冷淡。同時巴達維亞的教會也不贊成Junius所提,選擇幾位台灣原住民前往荷蘭接受神學教育,因為安汶教會曾經派遣幾位當地孩童前往荷蘭接受教育,在花費公司大筆的費用之後,以完全失敗告終。

書信最後討論人事方面的問題,台灣的教會希望巴達維亞能夠派遣幾位牧師前往協助台灣的福音事工,巴城表示雖然他們瞭解台灣的需求,但是目前尚未有足夠的牧師可以派遣到台灣去,並且Junius的任期尚未屆滿,所以這件事情尚未有其迫切性。

第3封信,是1642年11月10日,由大員的教會寫給威爾希蘭中會(Walcheren)的書信,書信一開始便是表達該中會對台灣教會協助的感激之意,特別是因為透過該中會的協助,有幾位牧師能夠到台灣來服務。

再來,書信報告Bavius 牧師在 蕭壟、麻豆、多嘓、諸羅山和特富朗(Tefulang)的服務成果,特別是在去年一年之中,他為584位原住民洗禮的成果。除此之外,這些地區的學校除了荷蘭的學校教師,另外也有很多本地的學校教師已經負起教育的責任。其次是報告Olhof和Simon van Breen 在新港、大目降和目家溜灣的服事工作。在去年一年之中為48個幼兒以及37個成年人舉行洗禮。除了這個發展之外,教會也逐漸往南部的Tapoulian、 阿猴(屏東)、Verrovorong、加藤等地擴張 。而南部地區去年一年有800位信徒洗禮,使得整年台灣受洗的總人數達到1540人。最後書信報告新到任的牧師J. Happart以及Simon van Breen的服務地區的安排。

第4封信,是1643年10月7日,由剛成立的大員和蕭壟小會聯合寫信給巴達維亞小會。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書信,其理由有三:首先是大員和蕭壟小會的成立,其次此封書信是報告台灣的教會和學校的宣教和教育成果,等於是Junius在台灣14年服務的結果評論,再來,這一天台灣教會總共寄了三封信,給巴達維亞小會、阿姆斯特丹中會以及威爾希蘭中會。三封信的內容稍有差異,但是基本架構和大部分的文字都沒有改變。所以本封書信應該是台灣教會的首次教會整體情況的報告書。書信開頭點出目的是要報告台灣教會的情況,接下來說明6個村落當中600名學生學習書寫和閱讀的情形,再來介紹台灣人的學校教師的良好工作成果,以及荷蘭學校教師疏於職守的問題,再來介紹尤羅伯牧師為5400位原住民洗禮的成果,設立學校,舉行基督教婚禮的事蹟,以及最近一次舉行聖餐的情形,接著討論幾位疾病慰問使在台灣服務成果,最後是介紹教會擴展到南部的情況。

這4封書信對台灣教會歷史的發展而言,具有不可磨滅的影響。由於這4封書信的書寫,尤羅伯牧師和台灣教會的傳教成果成為東印度傳教的典範。尤羅伯牧師在荷蘭和英國的名氣極為響亮。由於這4封報告書,東印度公司在整個東印度傳教士人數不多的情況之下,儘量派遣牧師赴台服務。

除了這4篇手稿資料的大要介紹以外,筆者也曾經以這批史料當中Marcus Masius牧師在1650年代末期寫給Quyette長官的書信撰寫〈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改革宗教會對北部臺灣原住民的教化:以Marcus Masius牧師(1655-1662)的淡水與雞籠教務報告書為中心而述〉。從報告書的內容,可以看到荷蘭統治末期淡水雞籠一帶的情況[36]

雖然因為年久加上印尼天氣潮濕,以致於部分的墨跡渲染,文字辨認極為困難,但是到目前為止,大部分原稿損壞的情況還不至於無法辨識,希望將來能夠隨著經驗的累積(熟習來台宣教師們的書寫方式)而能順利解決這些問題,這當然必須依仗上帝的恩典同在方能達成。

 

2、已刊行史料

《總督與評議會一般報告書》Generaal Missiven van Gouverneur-Generaal en Raden aan Heren XVII der Verenigh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在已刊行史料方面,最重要的應該是東印度公司總督每年寄送往東印度公司總部17人董事會的《總督與評議會一般報告書》從1960年開始陸續出版。目前這批資料計有13冊(1610-1761)[37]掛上網供學者搜尋,為研究者帶來極大的方便。

1995年一位Leiden大學博士生程紹剛,選取《總督與評議會一般報告書》裡與臺灣相關的史料,編輯而成為博士論文著作[38]。本編輯的著作後來翻譯成為中文,並在2000年以《荷蘭人在福爾摩莎》為書名在台北出版[39]。至於一般報告書的重要地位在此稍做解釋。簡單來說,東印度公司的組織層級有3個,亦即17人董事會、東印度總督與評議會、各殖民地或商館的長官及評議會。每年各地商館的長官必須撰寫長官書信給東印度總督與評議會,報告一年來商館的營運狀況,或是統治地區的情況。東印度的總督和評議會根據各地的報告書內容,精簡作成一般報告書寄送給17人董事會,作為東印度公司總部制訂政策的最重要依據。由於一般報告書是綜合各地商館或殖民地的狀況所寫的報告書,所以單獨地區的資料應該不會太多,至少要比長官報告書要少許多;儘管有這些限制,一般報告書仍可作為重要的參考資料,用以補充日誌和報告書不足之處。所以一般報告書算是重要的參考資料。

 

《熱蘭遮城日誌 》De daghregister van het Kasteel Zeelandia, Taiwan, 1629-1662

《熱蘭遮城日誌》的計畫和出版,背後最主要的推動和參與者是曹院士、Leiden 大學的Blussé教授,以及長年旅居荷蘭的江樹生先生。這是17世紀臺灣相關史料的整理工程,意義實在深遠。1986年,第1冊荷文版的《熱蘭遮城日誌》出版,到2011年6月,最後1冊的中文版出版,歷經25年的時間。這是研究17世紀臺灣歷史最重要的史料。由於4冊荷文版和中譯本先後出版,荷蘭統治臺灣時期最基本的史料也由此浮現。讓原本不識荷蘭文的臺灣學者能夠以村落為單位,進行荷蘭統治時期在政治上或社會文化角度的歷史研究。

《熱蘭遮城日誌》第1卷是1629-41年,第2卷是1641-48年,第3卷是1648-55年,第4卷是1655-62年。儘管這是4巨冊的日誌史料合集,然而目前所收的資料,並沒有涵蓋整個荷蘭統治臺灣時期,例如1624到1629年9月的史料不明,1641年只有1月,42年只有10月,49年不明,52,53年不明,58年8月到61年2月不明,62年只有1、2月。[40]這些去向不明的部分只能期待由其他史料來補充。

日誌的內容除了有熱蘭遮城內進行的商業活動紀錄,也收錄各地的治安與社會文化的情況、派遣遠征隊前往各地踏查的旅行記錄、地方集會(landsdagh)出席狀況等資料。這是17世紀台灣各地最詳細的紀錄與基本史料。由於蒐羅資料的豐富,目前已經有許多以《熱蘭遮城日誌》為主要參考對象的論文出現。相信仔細研究這些史料之後,應該會有新的觀點和議題可以討論才是。

 

《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De missiven van de VOC-gouverneur in Taiwan aan de Gouverneur-generaal te Batavia

《荷蘭臺灣長官致巴達維亞總督書信集》,是江樹生先生在編撰《台灣史檔案‧文書目錄》第10冊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台灣檔案目錄時,就認為非常重要的史料。他在該書的導言中說:「事實上,如果把那些台灣長官寄往巴達維亞的信件,有系統的串連起來,必可建立起那段時期的台灣史清晰的骨架,再參用其他檔案類別的文件,則那段時期的台灣史將可大白於世」[41]。如果這些史料有幸能夠全部出版,其重要性和影響應該不下於《熱蘭遮城日誌》,只是目前這個工作的進度緩慢。從2007年第1冊出版,到今年的第2冊為止,共有29件書信抄錄翻譯完成,距離205件還很遙遠。

如果僅就已經出版的部分來看,其實成果已經相當可觀。在2冊的長官書信已經收錄有:C. Reijersz. M. Sonck, de Wit, P. Nuijts等幾位指揮官或長官的書信。從書信來分析,寄送的時間最早由初秋的9月開始,最晚到冬末初春3月間,但是這也有例外,例如P. Nuijts在1629年的8月9日和14日分別寫信給Coen 和Specx總督[42]。筆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於次任的臺灣長官Putmans已經前來赴任,所以Nuijts 亟需寫信給總督報告自己的情況,而書信完成以後沒有立刻寄出,而是等待北風吹起時才往南送。另外,從書信寄送的頻率來看,這些書信可能有長官的年度報告書,但不全然都是相同類型的書類。因為每位長官寫給總督的書信少則2封,最多可以到6封之譜。當中最特別是Nuijts 在1627年9月7日一天之內連寫了4封信給總督Carpentier,檢視書信的內容,知道這些書信寄自日本,內容是為了新港社代表前往日本,Nuijts以荷蘭代表的身份與日本政府交涉的過程。從書信的內容可以看到前兩種史料(指一般報告書和日誌)看不到的細節。這是江樹生先生極力主張應該將這些史料整理翻譯的最主要原因。期盼長官報告書的研究能繼續先前努力的精神,在不遠的將來能夠有更多整理翻譯的成果出現。

 

《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第1冊,1623-1635;第2冊,1636-1645;第3冊,1646-1654;第4冊,1655-1668》Formosa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43]

《邂逅福爾摩沙:臺灣原住民社會紀實;荷蘭檔案摘要》是臺灣的「順益原住民博物館」一系列關於臺灣原住民史料整理計畫的一部分。荷蘭相關檔案整理翻譯計畫的負責人是Leiden 大學的教授包樂史先生Leonard Blusse ,然而實際在檔案館抄錄荷蘭檔案資料的是Natalie Everts和 Evelien Frech(第2冊起就不再參與)。目前這個計畫大致告一段落,也先後出版了4本書。第1冊出版於1999年,收錄1623-1635年間的史料(170件);第2冊出版於2000年,收錄1636-1645年間史料(286件)。前2冊已經有中文版本出版,分別是由林偉盛教授和康培德教授翻譯;第3冊出版於2006年,收錄1646-1654年間史料(206件);第4冊出版於2010年,收錄1655-1668年間史料(178件);4冊總共收錄840件史料。而這840件是荷文和英文對照的雙語版本史料。從荷蘭文學習的角度來看,是有心學習17世紀荷蘭文者非常好的參考書籍。筆者2002年在Leiden大學學荷蘭文時,就是手稿對比當時已出版的前2冊,一方面對比手稿和印刷版,學習各種荷蘭文手寫字母形式的變化,另外一方面也將辭典當中找不到的單字編製成荷蘭檔案語典。這個學習過程對筆者日後閱讀手稿和瞭解荷蘭文提供很大的幫助。

正如這4巨冊史料集書名所表示的,這是840件和臺灣原住民相關的史料集。

因此書中所收錄的除了荷蘭人和原住民接觸的紀錄以外,也先後收入有17世紀臺灣曾經和荷蘭人接觸原住民的社會文化資料,另外也有相當數量荷蘭遠征隊的旅行記錄,是研究17世紀臺灣原住民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西班牙在台灣》Spaniards in Taiwan[44]

西班牙在1626年到1642年間統治台灣北部的淡水和雞籠,這是眾所周知之事;但是有關西班牙在台灣的統治狀況與宣教的成敗,向來都是研究者一個很頭痛的問題,因為在台灣歷史研究者當中能夠閱讀西班牙文的人實在有限。如今有鮑曉鷗、李毓中和方真真教授的努力,相信這樣的情況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截然不同的改善。

台灣大學外文系鮑曉鷗教授自從在1993年的《台灣史田野研究通信》27期當中發表「北台灣的原住民族:根據17世紀的西班牙文獻」(The aborigines of Northern Taiwan, according to 17th century Spanish sources)之後,他就進入西班牙時期的台灣歷史研究。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在台灣、菲律賓、西班牙、荷蘭、義大利和墨西哥搜尋相關史料抄寫翻譯,最後終於出版了這兩卷有關西班牙與台灣的重要史料集。這可以算是臺灣西班牙統治時期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西班牙在台灣》總共出版2冊,第1冊出版於2001年,收錄1582年到1641年間125件史料,第2冊出版於2002年,收錄1642到1682年間共210件史料。兩本共收錄了325件史料。和先前所能找到的有限史料相較,兩冊所提供的史料已經算是非常豐富。

和《邂逅福爾摩沙》稍許不同的,鮑曉鷗教授將這325件史料分成6段來編排。2冊各有3段;第1段是「接觸與相關的消息」(1582-1626),第2段「豐收時期」(1627-1635);第3段「消退」(1636-43)。第2冊開始,第4段「戰敗以及後續的影響」(1642-44);第5段「Hurtado de Corcuera在1644年因失去臺灣而受審判」;第6段「與明鄭王朝的關係」(1645-1682)。事實上《西班牙在台灣》也不完全是西班牙文的史料而已,在第1冊有13件,第2冊當中有37件荷蘭檔案,而荷蘭文的抄寫者為韓家寶先生,用以補充西班牙檔案所不足的部分。特別是第2冊所收錄的時間,西班牙人已經被荷蘭人趕離臺灣。而從1643年到1682年間,西班牙對臺灣的態度是如何?又有什麼政策?這是很有趣值得研究的議題。

 

《荷治時期臺灣基督教史料:荷蘭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Code 379, Inv.191-192-193》[45],《福爾摩沙的神僕之聲:荷治初期臺灣基督教音樂史料溯源》[46]

此為江玉玲教授先後出版卻裝入同一書盒的雙著作,這兩本著作各有特色,並且對研究教會歷史的學者來講,此兩本書在新史料提供以及開發新的研究領域方面,有其重要性的地位。

首先,就《荷治時期臺灣基督教史料:荷蘭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Code 379, Inv.191-192-193》來說,本書所徵引的史料來自荷蘭改革宗教會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館的史料,將本書與荷魯特的史料相比對,江玉玲教授編撰的史料豐富得多。兩者共有的部分包括:Ordinair formulier des Christendoms bij D. Junio op sijn vertrec gelaten in de dorpen Soelang, Sinckan, Mattau etc. (基督教一般問答,尤羅伯離開時,留在蕭壟、新港和麻豆等地); Formulier der vraeckstucken D. Roberti Junii, gelijc in sommige dorpen gevonden is, (在部分村落所發現的尤羅伯教理問答彙編) Groot vraachstuckken D. Junii, by hem tlaatste jaar in Soelang alleen gebruyct, tot onderwijsing van ontrent vyftich mannen, uyt alle dorpen uytverkoren(大教理問答:尤羅伯最後一年僅使用於蕭壟社,作為由各村落所揀選50名學生的教育之用); Het gebet voor den Godsdienst(禮拜前禱詞); predicatie van Rob. Junius over PS. 50,15 (詩篇50篇15節講道篇)[47]。 江玉玲教授所收錄而Grothe 無收入的包括,Een predicatie over het 12 vers des 116 PSALMS(詩篇116篇12節講道篇);Een predicatie over de voorreden des Wedts ende over het eerste gebot (十誡第一誡講道篇)、以及詩歌集,包括de tien geboden des heeren op sijn eijgen voijse (主親口頒佈的十誡);Het geloove op de voijse vanden 100 Psalm (詩篇100篇調的使徒信經);Het onse Vader op de voijse van den 100 psalm(詩篇100篇調的主禱文);Een avont gesangh op de voijse van den 100 Psalm (詩篇100篇調的傍晚詩歌)共2篇[48]。對研究教會歷史的筆者來講,這些新出現的史料當中,以兩篇講道篇最為重要。因為,十誡第一誡的講道篇是討論宗教的問題,而詩篇16篇12節的講道篇則是討論祭祀的問題。儘管這些問題在教理問答的中已經討論過了,但是從講道篇的口語表達中,可以看到尤羅伯牧師討論這些議題的推論過程。

至於在詩歌集當中不斷出現的「詩篇100篇調」主題,代表什麼樣的旋律,是不是16世紀荷蘭改革宗教會所使用的Datheen的詩篇集。這個問題是江玉玲教授隔年出版的著作《福爾摩沙的神僕之聲:荷治初期臺灣基督教音樂史料溯源》書所要處理的問題。

為了解答這樣的問題,作者從17世紀的荷蘭手稿,追溯到16世紀盛行於尼德蘭地區的各樣詩篇集。甚至她也將尤羅伯牧師的歌詞套入16、17世紀流傳在荷蘭的9種旋律。

但是嘗試在解答同時,有兩個問題卻不斷挑戰她的方法,一、假若尤羅伯牧師是自創旋律的話。二、顯然尤羅伯牧師是以西拉雅文編撰詩歌,那麼完全不同的語言怎麼已有可能套入以荷語編撰的旋律之中。所以繞了一圈,問題還是無解。儘管如此,透過江教授的研究,讓完全沒有聖詩史背景的讀者看到原來17世紀的荷蘭傳教史還有這段相當值得討論的議題,這是本書的貢獻。

以上僅就荷蘭檔案,以未刊行和已刊行的兩類做一簡單的報告,若有遺漏之處,請提供意見以供訂正。

 

四、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曹院士將過去研究臺灣早期歷史分成3期。第1期是19世紀前來亞洲的西方外交人員、海關人員、傳教師或服務於殖民地的行政人員等。而研究偏重於各地之地理、風俗、民情、商業貿易、傳教旅行。而發表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一般或介紹的性質為主[49]。但是也有少數史料的編纂刊行、翻譯、翻刻、重印等,可說是扎根的業績;在這一方面他極度推崇甘為霖牧師的努力成果。

第2期為日治時期,這一期又可以台北帝國大學創立前後分成2類,創立以前是屬於「舊慣」和「蕃語」的調查為主;而創立以後就是從荷蘭蒐集有關臺灣的檔案回來的工作,這一時期主要的貢獻者為:岩生成一、移川子之藏、村上直次郎、中村孝志、淺井惠倫等教授,可以說是人才濟濟的時期。

第3期則是戰後,儘管發表的論文數量不少,然而在質方面,曹院士的評論是:「從質言之,可以說尚起步的階段」[50]

史料的蒐集和整理,只是進入研究的開始。正如曹院士在〈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當中,對研究臺灣早期歷史研究有很深的期許。他說:「很顯然臺灣早期歷史的研究,除了須克服利用資料之困難以外,也極需突破過去研究方法的部分缺點和問題意識,須從另外各個角度視野,提出新的問題,以開拓新的分野領域」[51]。後來他對這個問題作進一步的釐清,他說:「這一時代的研究,必需克服語文的困難和涉獵資料之煩,始能真正地去研究探索」。另外:「十七世紀的國際貿易、國際關係的領域,有許許多多的問題可以去探究」,再來他也說:「從國史的觀點看,這時期是中華民族擴展到臺灣來的重要一章,因而自有許許多多問題,尚待研究」[52]

從曹院士的期許,筆者稍做補充,認為底下幾個研究方向,是值得將來努力的:

1、 史料的整理抄寫和翻譯。正如那些已刊行的史料,對臺灣早期歷史的研究所提供的幫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正如江樹生數十年來,努力的將熱蘭遮城日誌、長官書信等重要的史料翻譯成為一般臺灣人都能閱讀的語言。將未刊行的史料抄寫翻譯是為早期台灣史進行扎根的工作。

2、 至於在臺灣早期歷史的研究方法上,首先就是將臺灣放在17世紀,世界的貿易和社會文化架構下來討論,這方面的概念其實早已涵蓋在曹院士「臺灣島史」的概念當中,只是如何將這個概念落實成為歷史的書寫,就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達成。

3、 「臺灣海峽文化圈」概念的探討。海洋阻絕了人群,但同時也是不同族群往來的道路。從16世紀西方人到達亞洲以前,這裡就已經有既存的貿易網絡。只是這個網絡除了貿易的交換以外,應該也是不同社會文化互相交往影響的舞台。臺灣海峽就是一個相當明顯的例子。臺灣海峽的4個方向,連結了不同的人群和文化,在這種情況下,「臺灣海峽文化圈」是否有可能產生和形成?這是值得花一生的心力和時間來努力的方向。

4、 「比較研究」的可行性。荷蘭人來到臺灣的同時,也同時統治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族群,這些同時受到荷蘭統治的不同社會對荷蘭人的反應又是如何?筆者認為在17世紀的研究上,臺灣和新阿姆斯特丹(現在的紐約)的比較是個相當值得研究的一個議題。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第一是時間上的同一性,荷蘭人統治新阿姆斯特丹的時間是1624到1664年,兩者的時間幾乎重疊。儘管該地屬於西印度公司統治,然而站在教會歷史的角度來看,兩地的教會組織卻都是同樣歸屬於荷蘭改革宗教會,而直接接觸的中會同樣都是阿姆斯特丹中會。筆者在2006年的碩士論文已經做過研究,只是除了教會的角度以外,如果從毛皮貿易,或是從甘蔗栽培的比較研究,應該也是有比較的基礎才是。

以現有史料重構17世紀的臺灣社會和文化,不僅有漢人、原住民,也有荷蘭人。反應當時多元族群的事實。



[1] 本文早於1979年出版,連同另寫的〈明代臺灣漁業誌略補說〉收錄於聯經出版「臺灣研究叢書」的《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當中。請參考: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1985年),頁157-253。

[2] 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記錄,《曹永和院士訪問記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97頁。

[3] 相關討論請參考:鍾淑敏等訪問,吳美慧等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2010年),頁97。

[4] 同上。

[5] 關於17世紀的荷蘭文史料與文獻的介紹,先前有翁佳音、林偉盛、查忻等人為文介紹,由於本文原先撰寫的目的,是針對曹永和院士先先前所發表史料介紹文章的回應,並無作完整史料介紹的意圖,因此略過前述的研究成果。

[6] G. L. Blak , F. Van Dijk , D. J. Kortlang eds., The Archive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and the local instiutions in Batavia(Jakarta) : Arsip-arsip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dan lembaga-lembaga pemerintahan kota Batavia (Jakarta) = De archieven va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 en de locale instellingen te Batavia (Jakarta), Leiden&Boston : Brill, 2007.

[7]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299-304。

[8] 請參考,村上直次郎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1、2冊》,(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年);村上直次郎日文譯注,中村孝志校注,程大學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3冊》,(台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0年)。

[9] Grothe 將Junius 牧師所編撰的祈禱詞、教理問答、教理問答和大員圖書館圖書目錄放在第3冊1643年當中,而甘為霖牧師則是放在《荷蘭統治下的臺灣》教會史料的末尾。

[10] 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03), 327-328.

[11] Ibid. 328-330.

[12] Ibid. 196.

[13] Ibid. 328-330.

[14]請參考,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306-307。

[15] G. C. Molewijk, ‘t Verwaerloosde Formosa: of Waeraching Verhael, Hoedeningh door Verwaerloosinge der Nederlanders in Oost-Indien het Eylant Formosa, van den Chinesen Mandorijn, ende zeeroover Coxinja, overrompelt, vermeestert ende Ontweldight is geworden, (Zutphen: Walburg, pers, 1991).

[16]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309。

[17] 關於來台傳教士人數的問題,尚未有人作進一步的研究,所以確切的來台人數未明。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新舊東印度誌》所列舉的名單和《荷蘭統治下的臺灣》索引能夠找到的人數不同,在此暫以《新舊東印度誌》的人數為準。請參考William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Ltd. 1903), 86.

[18] Van Boetzelaer et al., Pieter van Dam’s Beschrijvinge van 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ierd boek, (’s 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654).

[19] 只有標題而沒有內容的文件編號如下:1, 2, 3, 4II, 5II, 6, 7I, 8I, 8II, 11, 12, 13, 14, 15, 17, 18I, 21, 44. 請參考同上。

[20] 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323。

[21] 林偉盛,〈荷蘭人在福爾摩沙的基督教教育〉(上、下),《臺灣風物》44(4)246-266,1994;194-173,1995。翁佳音譯註,〈荷蘭改革宗教會在台灣的教育事工〉,《臺灣文獻》51(4):33-57,2000。翁佳音譯,〈荷蘭時代臺灣教會史(3)-政治與教會〉,《臺灣文獻》52(4):165-176,2001。

[22] C.A.L. van Troonstenburg de Bruijn, Biographisch Woordenboek van Oost-Indische Predikanten, (Nijmegen : P.J. Milborn, 1893), 435-442.

[23]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308。

[24]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風物》28卷1期(台北:臺灣風物雜誌社,1978),頁18-39。

[25] 收入的文章包括:〈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簡介臺灣開發史資料─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荷蘭時期臺灣史料介紹〉、〈簡介維也納的國立圖書館所藏荷蘭時代臺灣古地圖〉等文章。請參考:曹永和,《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293-444。

[26] 曹院士在另外一篇文章當中,將荷蘭文史料的介紹,分為:1、東印度公司的檔案之刊行與翻譯,2、十七、八世紀的刊物等兩大類,請參考:曹永和,〈臺灣荷據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頁293-313。

[27] Ibid. 294.

[28] 曹永和、包樂史、江樹生主編,《台灣史檔案‧文書目錄(十)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臺灣檔案目錄》,(台北:國立臺灣大學,1997年)。

[29] 在董事會席次的分派上Amsterdam 8席;Zeeland 4席;Rotterdam, Enkhuizen, Middelburg 和Hoorn各1席,最後1席由Amsterdam 以外的5個商部輪流派員擔任。從這個董事席次的分派可以知道Amsterdam 擁有絕對多數席次,所以成為聯合東印度公司最重要的商部。目前Amsterdam 商部辦公室已經成為Amsterdam大學的校舍。

[30] 東印度公司董事會的組成方式,以及產生的文書類型,請參考曹永和,〈簡介臺灣開發史資料─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373-375。

[31] Louisa Balk , Frans van Dijk, Inventaris van het archief van de Gounverneur-General en Raden van Indiee (Hoge Regering), 1612-1811,(Jakarta: Arsip Nat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2002)16.

[32] 這些檔案的詳細內容相當多樣,請參考江樹生主編,《台灣史檔案‧文書目錄(十)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臺灣檔案目錄》,(台北:國立臺灣大學,1997年)。

[33]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295。

[34] Louisa Balk , Frans van Dijk, Inventaris van het archief van de Gounverneur-General en Raden van Indiee (Hoge Regering), 1612-1811,(Jakarta: Arsip National Republik Indonesia, 2002),2.

[35] 巴達維亞作為總督和評議會的所在地,因此東印度各地和荷蘭往來的書信,都必須經過巴達

維亞的討論安排之後,方能成事。對一般的事務如此,對教會事務更是如此。相關的討論請參考,

林昌華,〈17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的營運中心「巴達維亞」(Batavia)─該城在歐

亞基督教聯絡關係中的角色〉,「東南亞與跨國研究研討會」,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

─2009年台灣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2009年4月24-25日。

 

[36] 林昌華,〈十七世紀中葉荷蘭改革宗教會對北部臺灣原住民的教會:以Marcus Masius牧師(1655-1662)的淡水與雞籠教務報告書為中心而述〉,《帝國相接之界:西班牙時期臺灣相關文獻與圖像論文集》,(台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6),頁179-207。

[38] Cheng Shaogang, De VOC en Formosa 1624-1662, een Vergeten Geschiedenis, (Leiden: Rijksuniversiteit Leiden, 1995).

[39] 程紹剛,《荷蘭人與福爾摩莎》,(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

[40] 請參考,D.Z. 第一卷IX頁的統計圖表。

[41] 曹永和、包樂史、江樹生主編,《台灣史檔案‧文書目錄(十)荷蘭東印度公司有關台灣檔案目錄》,(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7),頁xxii。根據他的統計,臺灣長官寄往東印度總督的書信,從Reijersz. 於1622年9月10日寄給Coen總督的書信開始,到1662年2月14日Coyette寫給Maetsuijcker的書信為止,共有205件。

[42] Ibid. xxii.

[43] Loenard Blusse, The Formosan encounter, Notes on Formosa’s Aboriginal Society: A Se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Dutch Archival Sources (Taipei: Sung Ye Museum of Formosan Aborigines, 1999).

[44] Jose Eugenio Borao, Spaniards in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2001).

[45] 江玉玲編著,《荷治時期臺灣基督教史料:荷蘭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Code 379, Inv.191-192-193》,(台北:道生出版社,2009)

[46] 江玉玲,《福爾摩沙的神僕之聲:荷治初期臺灣基督教音樂史料溯源》,(台北:道聲出版社,2010)

[47] J.A. Grothe, Archief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Oude Hollandsche Zending, (Utrecht: C. Van Bentum, 1886)233-320.

[48]江玉玲編著,《荷治時期臺灣基督教史料:荷蘭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Code 379, Inv.191-192-193》,243-285頁。

[49]曹永和,《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2000年),頁313-314。

[50] Ibid. 頁329。

[51] Ibid. 頁358。

[52] Ibid. 頁330。

 

※本特別感謝林昌華牧師授權本中心刊載。
※本
文為節錄,原文〈有關臺灣的荷文史料介紹–兼述曹永和著《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引用之荷
文史料〉刊登於國立臺灣圖書館的《臺灣學研究》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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